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地理环境封闭,气候独特。受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西藏的土壤植被、地形地貌、光照水文等自然环境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活动、人口结构等社会环境极为复杂,因此西藏的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情况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标本之一,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分析。美国藏学家卡拉斯科（Pedro Carrasco）曾经说过,西藏地方是社科研究者大有作为的地方。回顾西藏地方发展历程,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发生的西藏地方民主改革堪称西藏地方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变革,为近现代西藏地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基于此,本文计划对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进而为当代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提供有益启示和探索。在大量阅读与西藏地方经济、政治等发展相关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发现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严重滞后。根据相关文献估计,我们可以知道1951年西藏地方的生产总值仅有1.29亿元,远远落后于中国其他省市和地区。此外,西藏地方道路交通闭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间的近两千公里的路程只能依靠牦牛等牲畜进行运输,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汽车、火车等运输工具严重缺失。正如克兰在回忆中写道: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的西藏地方的交通工具仍然是牲畜以及人力搬运,没有任何机械化的运输工具,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区的交通业像西藏地方这般落后。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现状严重阻碍了制造业、交通通讯业等现代工业在西藏地方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20世纪中期当地的百姓依然只能依靠牧业和少量农业、手工业为生,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得广大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地方人民的生产力、创造力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西藏地方的经济建设开始有所发展,一方面西藏地方出现了现代工业的萌芽,另一方面西藏地方的农业、畜牧业、商业也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发展方式,逐渐向现代化发展方向靠近。据统计,1960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和1959年相比西藏地方的粮食产出数量增长了12.6%,和1958年相比增长了17.5%,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到1965年,西藏地方农业产量由1959年的36581万斤增加至58145万斤,农业产值由4591.2万元增加到8304万元。因此,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极大的推动了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主改革前农业生产是西藏地方的经济基础和支柱产业,因此农业生产水平是衡量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佳代理变量。对于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的农业生产,我们可以知道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贵族、寺庙和地方政府这三大领主占西藏地方总人口的比例不到5%,但是其占有西藏地方的土地、山林、河流等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比例高达百分之百,并通过乌拉差役制度来驱使依附于庄园主的农奴和奴隶进行耕作,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因此,本文认为西藏地方的农业生产之所以在短期内实现如此巨大的进步主要归功于民主改革的完成推翻了在当地延续长达七百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度,给农奴带来沉重负担的乌拉差役制度也随之被彻底废除,从而促进了西藏地方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文从微观角度出发,以20世纪中期西藏地方的农奴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土地生产率等多个指标对西藏地方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衡量,并研究乌拉差役制度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乌拉,这项主要为便利交通运输而应运而生的特殊差役制度在交通条件不发达、地理气候环境复杂的西藏地方社会持续了长达七百年之久,虽然其曾经在中央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政治制度的复杂性等原因也是弊病百出。随着乌拉差役制度在西藏地方的建立和完善,乌拉差役的种类和数量逐步扩展,加诸在农奴身上的差役高达1892种。同时,直到农奴制社会末期,西藏地方的农业生产工具仍非常简陋,大部分农奴使用木制农具进行耕作。基于此,西藏地方的农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乌拉差役制度的存在将大部分劳动力束缚在自营地上,集体耕作下农奴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大量劳动力被浪费,进而严重阻碍了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和西藏地方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我们认为西藏地方的农业发展水平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农奴的农业生产效率除了受气候、水文、光照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其所特有的乌拉差役制度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根据20世纪中期西藏地方的农奴家庭调查数据库中的农业生产情况,以家庭为样本对农奴的农业生产效率和所负担的乌拉差役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研究显示,乌拉差役制度的存在降低了农奴的生产积极性,占据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因此对西藏地方的农业生产水平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民主改革对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结论对理解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意义重大,同时对当代西藏地方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制度的设计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