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家习惯于将何晏、王弼同视为玄学贵无论的创始人，认为他们的理论并无差异，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玄学贵无论，像一切新学说的创立一样，经历了一个由粗糙、不成熟到精致、成熟、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何晏是其首创者，而王弼则是其主要的建设者和完成者。本文试着从宇宙论、社会政治论及圣人人格论(士人境界论)三个方面，论述玄学贵无论从何晏到王弼的开展情况。　　 首先，在宇宙论方面，何晏率先提出贵无的基本方向和论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宇宙论上，何晏的思想又是有前期和后期之别的。前期思想主要表现为何晏个人的理论创造，这种理论创造主要体现在他的《无名论》中，在现存的《无名论》残篇里，何晏将他抽象出来的本体称为“无所有”，这时的“无所有”与王弼贵无论中的本体“无”在哲学层次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此时何晏对于本体“无所有”的论证方式也仍然是汉儒常用的同类相互感应的思维方式，而与王弼逻辑把握基础上的论证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王弼是贵无宇宙论的主要建设者，他通过有、无、本、末、体、用的论证，建立起一个精致的宇宙论体系，并创造出玄学的一次思辨水平的高峰。何晏的后期宇宙论思想则是受到王弼哲学影响后的体现，表现为无论是语言上或是论证方式上都与王弼思想十分类似而与其早期思想有着较大的出入。　　 其次，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何晏只是标志性地提出圣人无名观点，呼吁统治者以自然无为方式治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弼则在其宇宙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确证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名教出于自然”。在王弼的这个体系中，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这两个看似矛盾并在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论的命题，在笔者看来并无矛盾，二者共同构成了王弼贵无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体两面，崇本息末是为了倡无为，崇本举末则是为了在无为的基础上存名教。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共同完成了王弼调和儒道、自然与名教关系的目的。　　 最后，在圣人人格上，何晏主圣人无情说，虽然突出了贵无，但是却形成了情与理的对立。圣人无情，但常人却不能不有情，这样何晏就在圣人与常人之间设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圣人所具的人格是士人所追求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圣人人格论就是士人境界论。在何晏这里，士人境界论是不圆满的。王弼则与何晏相反，他大倡圣人有情说，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圣人也难免要持哀乐之情来“应物”，但关键在于圣人能“体冲和以体通无”，能够把握宇宙人生的真谛，从而做到“应物而不累于物”。在王弼这里，圣人的境界是常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参悟和修习能够达到的，于是何晏体系中矗立在圣人与常人之间的鸿沟就被填平了。在这里，王弼的士人境界论也就实现了情与理、体与用的契合圆满。　　 研究认识贵无论形成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何晏、王弼哲学各自的地位和意义。何晏作为正始玄风的初倡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贵无玄风的初倡，并且营造出一股平等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让一大批后生晚辈得以在玄学的舞台上自由驰骋，将他们的思辩能力、哲学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王弼就是从这股风潮中脱颖而出最终从何晏手中接过贵无玄学的接力棒，并以创造性的致思完成了贵无论体系的全面建构工作的。贵无玄学面对儒道异同的时代课题创造性地以本末体用的方式沟通了儒道，调解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重新联结了士人精神世界中对立的两极(社会之性与自然之性的矛盾)，从而为士人的生命增加了厚度和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