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保护区是阻碍生境破坏,减缓物种灭绝的关键措施。目前,全球保护区网络覆盖的陆地面积达15%。保护区的建立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人为因素,法律政策的综合影响,在不同国家保护区的分布模式也是不一致的。对保护区分布格局及格局主导因素的充分了解,可以提高保护区代表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性。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保护区的主体,具有更高的保护价值和管理标准。本研究以中国大陆2750个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首先,从自然保护区保护等级、保护目标、省域间分布情况、数量和面积相对于省域面积的均衡性情况定量化评估了自然保护区在中国大陆的分布格局。进一步,综合评价了影响中国大陆陆地自然保护区（不包括海洋海岸保护区）分布格局的自然和人为影响因素。中国大陆31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关于自然保护区的法律和政策是相同的,所以本研究并没有考虑法律政策对自然保护区格局产生的影响。最后,定量化分析自然保护区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相对贡献性,得出影响中国大陆陆地自然保护区分布格局的主导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从中国大陆自然保护区分布格局可知:省市县级自然保护数量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大。森林生态是保护数量最多的自然保护类型,而荒漠生态是保护面积最多的自然保护类型。森林生态类自然保护更多是小型自然保护区,而荒漠生态系统更多的是大型自然保护区。省域间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数量和面积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不均衡程度大于自然保护区面积的不均衡程度。自然保护区数量的不均衡度大于国家级自然保护的数量不均衡度。就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身面积和数量相对于省域面积的不均衡指数来看,自然保护区数量不均衡度高于面积,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不均衡程度高于数量。另外,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身面积和数量间的分布均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情况,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和数量间不均衡程度更高。因此,我国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与面积均存在严重的不均衡,这种严重的不均衡将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2）进一步分析省域间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与中国大陆陆地自然保护区覆盖率、面积和密度的相关关系表明:沙地和草地与自然保护区覆盖率和面积有积极的正相关关系,与自然保护区密度具有消极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结果在森林和湿地覆盖率、濒危物种、野生动植物与自然保护区覆盖率、面积、密度中的相关分析是相反的。同样的,本研究也在所有人为因素（人口密度、农业用地、道路、人均GDP）对自然保护区覆盖率、面积、密度的相关分析中发现了这一结果。表明,人为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覆盖率和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自然保护区的密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与森林湿地、濒危物种、野生动植物对自然保护区的覆盖率、面积和密度的影响结果是一致的。而荒漠和草地覆盖率对自然保护区的覆盖率和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自然保护区的密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省份之间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以及人为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3）利用典范对应分析（CCA）分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11个指标对中国大陆陆地自然保护区相对贡献性情况表明:所有的自然因素解释了自然保护区分布格局的64.2%,人为因素相对贡献均不显著（P＞0.05）。贡献最大的自然因素是荒漠覆盖率解释了所有指标的48.3%,其次是草地覆盖率、森林和湿地覆盖率,高等植物密度分别解释了8.6%、7.3%。本研究进一步评估发现自然因素（除荒漠和草地覆盖率）和人为因素所有指标间均具有强烈的空间重叠。这种空间一致性在东部和中部省份相比较西部省份更加明显。东部和中部省份森林湿地和动植物比西部地区的荒漠和草地面临更大的人为活动压力。因此,如果将来物种丰富度高的区域仍面临很高的人为活动威胁,建议自然保护区整合为国家公园前,评估其可能面临的人为活动影响,尤其是东部省份的人为活动影响,有助于保持长期的保护有效性。同时也应加强受人为活动影响强烈的东部省份国家公园保护效果的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