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021年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与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较大差距,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期我国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与当前环境污染现状存在极大差距。因此,当前阶段,我们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研究绿色税征收能否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如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文明建设不足,这与共同富裕内涵仍有较大差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在区域、城乡和群体间分布不均,环境污染不平等可能通过健康和教育机制造成人力资本不平等,而且人力资本不平等又会造成工资收入不平等,这将使得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恶化。在这样现实和理论背景下,研究环境治理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对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因此,面对我国仍然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质量未得到根本好转的现实情况,这要求环境需要在发展与平衡中治理。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构建相应的模型进行研究分析。首先,从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两方面研究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从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结构两方面考察绿色税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首先,我们通过预期寿命构建了绿色税收影响物质资本积累的机制,进而影响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表明,绿色税收能够实现双重红利（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这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持。相应的传导机制是,绿色税收通过负收入效应使得资本积累下降。同时,绿色税收通过健康效应使得预期寿命延长,这又使得资本积累增加。绿色税收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此外,绿色税率上升使得政府有更多的收入,用于环境治理的政府支出增加,这使得经济更容易产生环境红利。基于内生增长框架的分析表明,绿色税有助于摆脱“环境贫困陷阱”,这为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机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均存在最优的绿色税率可以极大化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在考察绿色税收通过物质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梳理了2004-2016年工业经济数据,基于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行业结构,从行业物资资本结构视角探讨绿色税率对生态环境、经济效率和消费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改善信贷约束和适度提高绿色税率能够实现“降污染、去错配、增福利”的三重红利,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从生态保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视角回答了生态保护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进一步构建了包含内生信贷约束、绿色税收和绿色信贷贴息政策的两部门模型,研究结论与基准模型相似。根据物资资本积累和结构角度研究结论,政策含义是合理的绿色税率有助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进而实现绿色增长、美丽中国和碳承诺目标。基于人力资本横向不平等和代际纵向流动,研究绿色税收通过污染不平等如何影响人力资本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首先,我们模型化污染的代际传递,建立了一个包含污染暴露不平等代际传递的世代交叠模型,在不同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状态下,研究污染暴露不平等如何影响长期人力资本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当初始人力资本不平等较高且污染严重时,经济大概率陷入不平等陷阱。背后的机制是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和“认知效应”,人力资本高的人收入高,认识水平高,规避污染的投资也越多,所以,人力资本水平会更高;反之,人力资本低个体陷入人力资本不平等陷阱。此外,严格的环境政策扩大了不平等陷阱的范围,提高了平等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速。环境政策和公共教育投入的组合可以帮助摆脱人力资本不平等陷阱和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研究假设劳动力结构外生不变,我们进一步放松该假设,借鉴Maoz and Moav（1999）的设定来内生化劳动力结构变动,研究绿色税收对收入不平等和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从静态的横向视角分析绿色税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收与收入不平等呈U型关系。从代际流动的纵向视角分析绿色税收对教育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绿色税率上升,教育流动性先提高后下降。进一步从收入不平等、预期寿命和环境疾病医疗负担方面探讨绿色税收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策含义在于,充分发挥环境政策的溢出效应,生态保护和收入分配协同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