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关联顺应理论方法为理论框架,以《围城》为个案,重在研究翻译中文化缺省现象。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简单传递,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译者能否成功传递原文中的文化信息成为翻译的关键。在翻译中,由于原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面对不同的认知环境,文化缺省成为翻译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关联顺应理论是在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Gutt的关联翻译观,以及维索尔伦的顺应理论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已被广泛用于指导语用学中的相关问题。该理论是-种涉及语码,推理及选择的交际理论。关联翻译观下的翻译既是一个明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译者最大限度地寻求最佳关联。顺应理论中提出话语的产生是-个对认知、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顺应的过程。关联顺应理论方法正是在两者基础上,运用到翻译中,结合两个理论中对于翻译的指导提出新的关联顺应模式,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跨文化的翻译理论范式，在此模式中翻译成为一种既寻求关联，明示推理同时动态顺应的过程。在整个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于文化缺省的翻译需要译者对原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充分了解,对原作者目的进行推理,同时考虑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审美期盼,获得最佳关联,做出动态顺应的选择。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都被认为在语用学中具有强有力的阐释力,而将两者用于对翻译文本中具体的文化缺省现象的研究还是不够充分。因此,本文运用关联顺应模式探索译者在文化缺省翻译中的认知角色。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初的一部力作,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犀利幽默的语言使其成为一部现实主义著作,而其中大量的文化因素也成为翻译的种种障碍。小说的英文译本由美国学者珍妮和美籍华人茅国权共同完成,较好地传递出原文中的文化因素,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文结合实例,运用关联顺应模式理论,对译者处理原作中文化缺省现象时所运用的翻译策略进行解读,旨在探究该理论对译者在面对文化缺省时对最佳关联的认知追求和动态顺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