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儒学研究的复兴和儒经英译的不断升温,对儒经英译的研究成为了翻译界的热点之一。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向西方译介儒家经典的先驱,辜鸿铭和林语堂分别于1898年和1938年对《论语》进行了英译。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辜鸿铭和林语堂的《论语》英译本之后,发现两种译本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译本产生的效应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翻译目的不同。辜鸿铭翻译《论语》是因为他发现理雅各的译本中有很多错误和纰漏,而且以前的英译本在当时导致西方读者对东方文明产生了误解。辜鸿铭所处的年代正值西方列强肆意欺压中国之时,因此他决定用翻译作武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为中国赢得应有的尊重。而林语堂则不同,他觉得《论语》是一部未经梳理的孔子语录,对读者而言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中西方文化长期存在的隔膜和历来文人墨客对中国的不实描绘让西方读者对东方充满好奇,于是他决定通过翻译儒家经典《论语》向西方读者展示真切的中国文化。其次,翻译策略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原文选择的不同。辜鸿铭几乎翻译了全部的《论语》,而林语堂采取的是编译的形式。第二,章节处理的不同。辜鸿铭保留了原文的20个章节,但去掉了章节名称,而林语堂将他选取的材料重组为10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特定的名称。第三,文化词翻译的不同。如辜鸿铭对人名进行了释译,林语堂则是音译。第四,所增添的注释不同。辜鸿铭和林语堂在译文中分别添加了89和17个注释。辜鸿铭的注释中有对原文中人名和地名的解释和中西方文化的对比,林语堂的注释中则有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有对某些字词翻译的探讨,还有他自己的评论。再次,在英语世界中产生的效应不同。辜鸿铭和林语堂的译本向西方读者描绘了不同的孔子形象,并对儒家的“中庸”思想作了不同阐释。辜鸿铭笔下的孔子,是德高望重的圣人和谆谆教人的严师,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则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辜鸿铭与林语堂对“中庸”思想中“仁”、“礼”和“君子”的阐释也有所不同。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辜鸿铭把“中庸”当成是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而林语堂则认为“中庸”是普遍存在的生活真理。研究发现,翻译目的制约着翻译策略,翻译策略决定了译本产生的效应。两位译者独特的游学经历和社会背景导致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和认知有着很大区别,辜鸿铭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林语堂豁达的闲适文化思想在译本中得以逐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