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还是晚近独领风骚的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包括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政治观，都将对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抑或“第三种自由”的讨论置于关注的中心，如何发展出一种更符合政治生活本质特征的、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或政治理论，是各方的共同诉求。汉娜·阿伦特借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开创之功，以不同于近代主体哲学的现象学人性观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由观，为当下有关自由的讨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阿伦特看来，自由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抽象权利，而是内在于人的诞生性之中的开端启新的能力，其现实状态就是发生于公共领域的行动。这种自由最早出现于古代雅典。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格区分是其前提条件，追求不朽的精神则是其内在动力。从生命必然性中摆脱出来是自由的第一步，在公共空间中彰显自身则是自由的完满形式。现代以降，社会领域蓬勃兴起，此前被幽禁在家庭之中的生命过程本身被导入公共空间。生理欲求和满足生理欲求的劳动成为公共关心的主要内容。古典时代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随之被摧毁，“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私人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唯一所剩的为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同时发生的是劳动的解放和工作的劳动化，行动则被排挤到边缘位置。这意味着，人类整体上被必然性所强制的程度大大加深。为适应管理庞大规模的人口和监督不断延长的劳动过程的需要，一套隐秘的规训机制在17、18世纪发展起来，自动驯顺的行为随之代替了自我彰显的行动，成为社会的主体景观，人类自由则因之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从上述角度观之，自由主义一贯追求的作为个人权利的私域自由并非自由的实质内容，至多只是把人类从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的结果。自贡斯当的出色观察之后，如何恰当地在“现代人的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作为自由之实质内容的“古代人的自由”，仍是构成所谓现代性危机的主要难题，也是谋求人类福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