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高跷秧歌历史悠久，形成于海城，流行区域遍及辽南。清末，海城地区的喇叭戏进入秧歌会，经过职业、半职业艺人的努力，不断借鉴戏曲中的某些因素而逐渐形成高跷上的“四梁四柱”，其结果出现了新的民间艺术种类，即以歌、舞、戏、杂相结合的海城高跷秧歌。传统社会中海城高跷秧歌的演出是一种流动式、民间式的，即流散的民间艺人逢年节、庙会、庆典等自动搭班、走街赶会，既满足了民众的精神娱乐需求，也是艺人赖以谋生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整个国家所经历的一场关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个维度的、自上而下的普遍改造，海城高跷秧歌的演出渐变为迎合式与官方代言式的，主在欢庆与慰问，并以各级汇演、调演为演出的主要目的与动力。改革开放后，跟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脚步，现代的海城高跷秧歌已悄然形成一种商业化、舞台化的表演方式，而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然自在的生长方式，并抽离出民众的日常生活。本文旨在真实地描述并形成对比，在深切描述传统社会海城高跷秧歌各方面的基础之上，结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特别是新中国后政府以现代化为指向的一系列涉及民间文艺的政策及其实际影响，力图呈现现代式海城高跷秧歌的生成之路，进而反思海城高跷秧歌从传统到现代的传续与变迁过程及其得与失。第一章关注海城高跷秧歌产生、发展的地域、文化空间及生态环境。结合民众口述中所反映的地域历史、情感认同及其记忆特点，着力呈现古城海城的悠久历史，特别是明清之际海上运输、外地移民为之带来的商业辉煌，并对比改革开放后海城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其现代化都市形象的打造进程，探悉地域文化对民众性格的铸就，从而更为切近地理解海城高跷秧歌传承与演变的具体社会语境及作为其艺术传承主体的民众。第二章是对传统海城高跷秧歌的基本描述，以时间为序，从清末喇叭戏兴起、进入高跷会、海城高跷秧歌形成，写到民国海城高跷秧歌鼎盛时期，大石桥耀州山娘娘庙会上的盛大的高跷赛会，并描述其表演程式，最后关注海城高跷秧歌民间艺人的特点、流动方式及其职业化过程。第三章，依循新中国后的国家时间，以及一系列关乎民间文艺改造政策的出台及其实际影响，着力描述海城高跷秧歌历经改革的过程，并对现在式的海城高跷秧歌表演进行描述，同时，关注此间艺术形式本身的变化及其民间艺人的境况。余论，首先反思海城高跷秧歌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之间，其传统性、民间性与地方性的缺失，其次在海城精英与民众的观点之间作出评价，最后对海城高跷秧歌今后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建议。作为历史上曾长期伴随一地之民的民间艺术，作为标志、承载着一地之文化与历史的民间艺术，也作为国家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城高跷秧歌的未来之路理应得到社会多方的共同关注以及步调一致且方向明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