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是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是每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国际问题。202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期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最新的《2021年适应差距报告》。报告指出,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发展中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严重。同时,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对大国的参与和气候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应当为国际公共利益的实现做出承诺并切实履行承诺。但基于现实主义角度国家利益的考虑,部分发达国家倾向于减轻或逃避自身气候责任,其中国际气候领域话语权的塑造就是一种重要方式。由于气候变化治理侧重气候领域治理方案,制度性话语权倾向于规则制定和制度维护,本论文希望通过以气候领域为切入点,重点研究美国在气候规范性领域的国内外政策规制与安排。美国气候领域的外交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由于国内政党撕裂、公众权益、科学观念、利益集团等多方牵掣,其在促进国际气候合作上的作用有限。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的资金技术储备使其具备世界最强的温室气体减排能力。因此,美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在制度性话语权塑造上能否发挥与其地位和能力相称的作用,显然会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合作机制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以美国为研究案例,整理、归纳、分析、解读有关气候领域制度性话语权的数据和文献资料,回溯了自21世纪以来,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四任政府时期在气候领域采取的制度性话语权塑造内容。通过归纳美国气候领域制度性话语权的核心内容,探究影响美国制度性话语权建立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并通过展示美国气候领域制度性话语权的特点和实施效果,进一步思考话语权建立的恰当路径,最终思考当前全球治理话语权争夺困境的阐释原因,对于寻求有效缓解气候变暖的全球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美国在气候领域制度性话语权的塑造缺乏连贯性、明确性,国际话语权建立受到两党政治以及国内各因素掣肘,以单边主义约束发展中国家为显著特点,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本国核心经济利益。同时,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投入的资源并不多,积极性也有所欠缺。但在将其定位为国家安全问题之后,由于国内各方力量的集结,使得大量的资源投入成为可能。然而,此后美国在不同政府时期的气候政策却不得不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并成为了两党政治斗争、党派撕裂的牺牲品。最终,这也导致制度性话语权在议程设置权层面、决策权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塑造权层面的实施效果都略显不佳,不能做到国际共识与国内发展利益的整体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