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中“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民族冲突是民族问题的极端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常态,民族冲突对国家秩序和生命财产所造成的灾害性损失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民族冲突是民族关系由“融洽”向“隔阂”单向升级过程中的一种短暂形态,民族冲突本身又包括萌芽、前兆、激发、升级、衰退、消亡等不同过程,民族冲突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公共性、复杂性等特征。民族冲突的爆发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冲突的主要根源是阶级矛盾,引起民族冲突的原因还有“事实上的不平等”、“历史仇恨和怨愤”、“民族主义的鼓动”、“民族精英的相互竞争”等,民族冲突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普遍现象。民族冲突从“爆发”到“消亡”具有特定的生命周期。在民族冲突爆发前,会经历“不公平比较”、产生“相对剥夺感”、“稀缺性零和思维”、产生“安全困境”、“优先发动进攻”等阶段,精英、谣言、武器等变量都会在民族冲突的“场域”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力,共同促进民族冲突的爆发。民族动员是民族冲突爆发的必要阶段,民族动员应该具备“存在动员主体”、“民族内部的一致性”、“动员途径畅通”、“民族内部结构弱化”四个条件；民族动员的过程可以分为“认同动员”、“问题动员”、“症结动员”、“预后动员”和“行动动员”五个步骤。在民族冲突爆发后,会出现“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等现象。民族冲突的升级主要表现在冲突程度、冲突范围、冲突对象等方面的升级；民族冲突的升级主要有“争斗者—防御者”和“冲突螺旋”两种模型；推动冲突升级的动力主要有“复仇的愿望”、“冲突自身的惯性”等。2010年6月10-15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和巴特肯州发生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严重冲突,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数万人沦为难民。不仅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造成灾难性影响,而且对中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和安全环境造成了严重后果。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的爆发是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历史上的仇恨、民族歧视与偏见、双方精英鼓动的后果。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之所以迅速爆发并造成严重损失,除了历史上的仇恨、双方精英的鼓动等基质性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民族问题掉以轻心、未吸取已有冲突的教训、缺乏民族关系评估预警体系和民族冲突应急能力低下等。在民族冲突爆发前,欧安组织、国际危机组织等已经多次提醒该地区民族关系恶化,但并未引起临时政府的注意,在民族冲突应急处置过程中,出现了应急人员和应急物资短缺、应急指挥机构缺乏协调等,最终酿成悲剧。吉尔吉斯坦民族冲突的爆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借鉴性,为了有效应对民族冲突,应该构建民族关系评估体系、民族冲突预警体系和民族冲突应急管理体系。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通过设计相关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估预测。根据可行性、科学性、灵敏性等原则,本文初拟了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12个指标系统,每个指标系统又初拟了若干个测量指标,通过专家咨询的德菲尔法来最终确定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确定之后,还要通过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每项指标体系的权重,再通过无量纲化和加权汇总的方式来测算民族关系状况。民族关系预警首先要划分民族冲突等级,本文根据“能力本位”和“重心下移”的标准将民族冲突划分为异常严重(Ⅰ级)、特别严重(Ⅱ级)、非常严重(Ⅲ级)、严重(Ⅳ级)、较严重(V级)、一般严重(Ⅵ级)六个级别,并依次用紫色、红色、橙色、黄色、蓝色、绿色来标示,然后根据设计好的民族关系评估指标,建立专门的信息监测系统和信息收集渠道,通过专门的数据分析系统和专家分析系统来分析民族关系的优劣,并根据民族冲突的级别适时发布警情。本文认为,为了有效应对民族冲突,在民族冲突爆发前,政府要制定民族冲突应急预案,要组建民族冲突应急组织体系、应急法制体系和应急联动体系,还要进行必要的应急资源储备,如应急队伍、应急资金、应急物资等,在民族冲突爆发前,还要进行必要的应急培训、宣传和应急演练,培养公民的求生技巧和基本常识。在民族冲突爆发后,要建立专门的信息识别和信息报告制度,成立临时指挥部,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宣布紧急状态、调集应急资源,在应急处置中,要综合使用强制性、限制性、躲避性、保护性和救助性等措施。在民族冲突发生后,要对民族冲突进行调查,查明民族冲突爆发的原因、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违法犯罪活动等,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和恢复重建,在民族冲突发生后,还要对已经发生的民族冲突进行必要的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