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认识者的认知活动，分析科学产生或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必须抓住认知者这个因素。只有从认知者入手，我们才可能给出较深入的回答。康德从思维方式上来谈论科学革命，是从认识者的认知入手的。之后的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从科学概念或科学方法的演变入手来分析科学的产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却淡化了认知因素。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对科学革命中认识者认知的考察。本研究是着眼于认知方面的研究。认知可能和认知必然，表达了某一主体对某一理论或命题的态度。在认知可能中，主体S所知不能排除某个理论P，也不能排除它的矛盾理论非P;在认知必然中，主体S所知能排除非P。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给出了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是从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革命实现了新旧常规科学的更替。在常规科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范式。起着范式作用的是某些科学成就，这些科学成就集中体现为科学理论。在常规科学时期，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违反作为范式的科学理论的命题是不成立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说作为范式的科学理论对于常规科学家们来说在认知上是必然的，也正是科学家对某一理论的认知必然，使得某个理论取得了范式的地位。但是，在认知必然的状态里，科学家们无法发现和该范式不一致的新现象。新现象的出现需要借助于认知必然向认知可能的转化。只是，最早的转化是个体性的。这种转化得益于个别科学家充分发挥了理性认识论的作用。个别科学家充分运用自身理性发现，和范式不相一致的现象并不是不存在的，和范式相矛盾的命题也并非不成立，这些科学家，之后被称为科学革命者。当科学革命者处于认知可能状态时，其他的科学工作者或者受影响或者不受影响，之后，科学革命者构建新的理论，摆脱认知可能状态，进入新认知必然状态。只是这时的认知必然状态，依然是个体性的，经过激烈的理论竞争后，这种认知必然状态才具有了普遍性。于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描述科学发展: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必然1——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可能——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必然2——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必然2。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问三个问题: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可能是怎样出现的？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可能又是怎样转化为认知必然的？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必然又是如何转化为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必然的？库恩认为从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必然到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必然乃是一种皈依。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可能状态的出现依赖于某种反常意识。但是，他忽略了第二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又恰恰是最重要的。因为，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关于“认知必然”解构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认知必然的建构问题？两者密切相关，后者更为根本。第三个问题可以看成是多个个体的认知必然的建构问题，它的回答依赖于第二个问题。本文处理的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科学革命者是如何超越认知可能状态，进入新的认知必然状态的呢？为什么会提出这一问题，还因为，在认知可能状态中，科学家们既不能确定P，也不能确定非P。古希腊怀疑主义者正是在这一认知可能状态中走向了悬搁判断。但是，科学家们却不同于他们，建立了新理论或新方法，开启了新的认知必然。我们有必要探究这种不同，于是，提出了上述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笔者分析了笛卡尔的论证。最初，笛卡尔像古希腊怀疑主义者一样继承了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开启的理性认识论，充分发挥自身理性，于是，他怀疑一切，从这一点出发他进入了和科学革命者，以及古希腊怀疑主义一样的认知可能状态。但是，笛卡尔却没有像古希腊怀疑主义者一样走向悬搁判断，而是建立了自己的真理学说。这正是我们尝试分析笛卡尔论证来提出解释方案的原因。在恶魔假说中，笛卡尔进入了认知可能模态。如果要超越认知可能模态，必须检验是否存在一个恶魔，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上帝。笛卡尔通过上帝存在论证，并且上帝是至上完满的得出了“凡是我们所清楚明白的都是真的”真理之路。他在上帝存在论证中也使用了和该真理之路有共同命题形式的前提，所以，笛卡尔论证常常被认为是循环论证。本文分析了笛卡尔的论证，经分析发现，出现笛卡尔论证的前提和结论中的“清楚明白”命题虽然具有共同的命题形式，但是，它们的变元不同，前提中的清楚明白命题是关于上帝的清楚明白，结论中的清楚明白是关于宇宙事物的清楚明白。在对“清楚明白”真理之路的论证中，笛卡尔根植于信仰的信念“上帝是至上完满的”起着前提作用。由此，我们看到，在认知必然的建构过程中，认知者的信念起着重要作用。和笛卡尔一样，近代科学革命者也继承了理性认识论，正是对自身理性的充分运用，使得他们进入了反传统反权威的认知可能状态，而超越这种状态，建立新理论或新方法，即新的认知必然还依赖于他们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恰恰根植于他们的信仰。总之，新的认知必然状态的出现，离不开理性认识论的解构力，也依赖信念带来的建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