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是公民面对不法侵害的危急时刻、国家赋予其以暴力形式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是公民进行私力救济的重要途径。然而,有着重要地位的正当防卫制度,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正当防卫的适用情况仍趋于保守,大量案件被否定具有正当防卫性质,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以防卫现实紧迫性的缺失为由。在2016年掀起全国讨论浪潮的“于欢案”中,紧迫性认定问题便是第一大争议焦点。由于我国刑法未明文规定,学界对防卫紧迫性也存在多种看法,致使正当防卫紧迫性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模糊不定,或以时间要件为标准判断,或以不法侵害行为的暴力程度来认定,或又以公力救济可能性来进行考察。简而言之,我国司法实务对于正当防卫紧迫性认定的根本问题在于判断标准的不统一。因此,本文首先收集、整理和分析正当防卫司法案例,找出我国目前对防卫紧迫性认定的有关标准和理论争议。在此基础上,对比西班牙有关防卫紧迫性的学说、制度和司法适用,对当下我国防卫紧迫性的司法适用问题进行分析,明确防卫紧迫性的含义和判断要素,并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紧迫性认定标准。本文第一部分将对正当防卫“紧迫性”要件进行概述,通过对中国与西班牙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规范进行回顾,结合该制度背后的法理与情理,指出“紧迫性”要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然后,分析我国防卫紧迫性的典型案例,指出目前司法实践的三大理解争议:一是认为防卫紧迫性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二是认为防卫紧迫性取决于不法侵害的暴力程度,三是认为防卫紧迫性要求防卫人无逃避可能或缺少公力救济的可能性。在明确我国正当防卫紧迫性认定的问题所在后,本文第二、三、四部分将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分析:第二部分将对以“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间要件来作为紧迫性认定的标准进行探讨,引用经典案例和理论学说来充分解析中西两国关于紧迫性认定的异同。第三部分则从防卫紧迫性与不法侵害行为暴力程度的关系出发,探究中国与西班牙对非暴力型不法侵害的防卫紧迫性分别如何看待和认定,从而比较得出结论。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我国的实务部门容易陷入惯性思维,认为只有严重的暴力行为才能产生防卫紧迫性,非暴力不法行为和轻微伤害行为难以对被侵害人法益造成紧迫危险。西班牙则不区分不法侵害的暴力性,只要侵害行为对刑法保护的法益造成了法律所不允许的紧迫危险,无论行为暴力与否,受侵害人就可以进行防卫。针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西班牙刑法是不主张正当防卫的。第四部分则针对学界和司法实践提出的“防卫紧迫性要求防卫人无公力救济、逃避可能性”这一观点进行剖析。首先分析中国相关的案例判决和理论学说可以发现,我国主流观点认为公权力介入的案件不具备防卫的紧迫性,防卫人应该极尽防范措施、履行回避义务。然而,西班牙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防卫人在面对不法侵害有逃避的可能时,也无需履行回避义务;至于公力救济可能性,只是非补充性原则,不影响防卫紧迫性的判断。在第二、三、四部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对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认定标准进行重新构建,以期为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和改善提供有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