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Anscombe’s Account of Intention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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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围绕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的行动哲学展开,将实现两个主要目标:1).基于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以及理查德·莫兰(Richard Moran)等几个当代哲学家对安斯康姆作品的不同角度的解读,并综合他们的观点以呈现对于安斯康姆行动哲学的准确而清晰的描述;2).将安斯康姆的行动哲学图景与盛行于行动哲学界数十年的主流学说一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对于行动的因果解释理论一做对比,揭示后者的理论困难并凸显前者的理论融贯性。安斯康姆行动哲学集中体现在她于1957年出版的《意向》(Intention)一书中,然而此书在问世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仅仅被学术界当作维特根斯坦学派阐释行动的又一典型。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维特根斯坦主义盛行的时代,维氏(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们深受其《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书中对于行动的描述的影响,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解释行动的文章或书籍,而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观点大多是通过分析人的行动来澄清笛卡尔心灵哲学中的谬误,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一书,尽管他在作品中并未提及维氏思想,但维氏对其思想脉络的影响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的行动哲学打上了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深刻烙印,而安斯康姆的独特见解也被埋没在了这一标签之下。大约从六十年代开始,英美主流哲学界呈现出一种忽略甚至轻视维特根斯坦学派的倾向,因而这一派别的行动哲学也相应遭受到了冷遇,而正是这一时期,戴维森的行动理论随着其文章“行动,原因和解释”("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的发表而迅速受到追捧,并逐渐成为统治行动哲学界数十年的标准理论(the standard story)。值得一提的是,戴维森行动哲学的许多观点都源自安斯康姆,他本人后来也称赞安斯康姆的行动哲学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行动作出的最重要的论述”,然而他却试图把这些观点整合到逻辑实证主义的覆盖律模型(the covering law model)中,从而形成自已的一套对行动的因果解释(causal-explanatory)框架。这一时期安斯康姆的行动哲学通过戴维森这一信使被人所知,然而它与实证主义的解释框架互不兼容这一重要特征却为戴维森所忽视,因而这几十年间安斯康姆的理论仍然没有被正确解读。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英美哲学界才开始出现了一股研究安斯康姆行动哲学的热潮,由于戴维森行动哲学的理论困难日渐暴露,哲学家们已不满于这一教条,于是回归到了一直未得到真正解读的安斯康姆的作品那里,并惊喜地从中发现了一种对于行动的独特、深远而融贯的解释,新一代哲学家如上述提及的麦克道尔、汤普森、莫兰以及詹妮弗·霍恩斯比(Jennifer Hornsby)等人纷纷致力于重新解读安斯康姆的行动哲学,而这一新思潮最重要的特点则是看到了安斯康姆行动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密切关联,这一特点在汤普森的著作《生活与行动》(Life and Action)中尤为显明:作为“分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安斯康姆行动哲学的许多重要术语都源自亚里士多德,如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实践三段论(practical syllogism)、行动目标(ends in action)等等,这些重要语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再现于安斯康姆的行动哲学中,构成通向其行动理论的重要地标。本论文将集中讨论安斯康姆对于意向性行动(intentional action)给出的两个定义,即1).意向性行动是那些在特定意义上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的行动,所谓特定意义,即对它的肯定回答给出了一个行动的理由。2).意向性行动属于不经由观察就能知道(known without observation)的东西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通过观察就知道她自已在做什么事情。安斯康姆的行动理论紧紧围绕这两个基本点展开,因而探索这两个定义是把握安斯康姆的思想的关键。本文将基于汤普森等人的深刻解读,从不同角度展开对这两个定义的讨论,具体而言,论文将按照如下思路展开:1.意向性行动需要关联到一个行动的理由,而问题是如何阐述这一理由与行动的关系。在戴维森看来,施动者(agent)的信念和欲求(belief and desire)构成行动的理由,理由引起(cause)行动,行动因此获得其意向性特征。戴维森的这一理论面临两个主要困难,一方面它无法解释预期的意向或对于将来的意向(prospective intention/intention for the future);另一方面,这种因果解释框架将必然导致一种笛卡尔氏身心关系的困难,即心理活动如何导致身体行动。较之于这一理论,安斯康姆行动哲学的一大优点就是避免了这两个困难,她并不将理由与行动的关系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在她看来,理由勾勒出行动的目的,这一目的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将进行中的(going-on)行动放在一个更长远的行动框架内,例如,“我在书店挑选一本书”,当被问到为什么的时候,我回答“我在为朋友挑选礼物”;如此,行动的理由就被描述为涵盖这一行动的一个更长远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汤普森的作品《生活与行动》中对于这一问题作出了专门而详尽的讨论,我将基于他的解读来刻画安斯康姆行动哲学中理由与行动的关系。2.非经由观察而得到的知识是安斯康姆行动哲学的又一洞见,同时也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难点。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不求助于“有意的”(intended)“有某种意志的”(willed)“自发的”(voluntary)等词语来定义意向性行动。而关于非经由观察的知识这一概念,我将重点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人对其肢体位置的知识(knowledge of one’s limb position)这一例子为何是非观察的知识?第二,非观察的知识与实践知识有何关系?也就是说,实践知识作为我们行动的知识为何是非观察性的?第一个问题中的例子来自安斯康姆,作为非经由观察的知识这一概念的例示,它引起了诸多困惑,许多哲学家对于这一例子在安斯康姆行动哲学框架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甚至否定其价值,针对这一问题,我将基于麦克道尔的文章“安斯康姆关于身体的自我知识”("Anscombe on Bodily Self-Knowledge")展开讨论,力图将其整合到一个完整的行动理论框架中。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将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延伸,重点讨论涉及身体以外的行动的知识,即当行动过程涉及身体以外的事物时,关于这一行动的知识该如何解读为非观察性的知识。例如,“我打开窗户”这一行动不仅涉及身体动作,而且涉及窗户这一身体以外的事物,那么问题就在于既然我对于窗户的知识必然经由观察得来,那么凭什么说我对于“我打开窗户”这一行动的认识是非经由观察的呢?莫兰在他的文章“安斯康姆关于实践知识”("Anscombe on Practical Knowledge")着重讨论了这一问题,我将呈现其观点并作出补充。在本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对以上两个关键问题进行整合,通过探讨二者的关联性,力图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融贯的安斯康姆行动哲学的框架,并总结这一框架对于行动描述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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