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国第一只封闭式基金问世,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基金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15年,如今基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基金开户数达到了一亿户。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基金是一种重要的理财产品,如何在众多的基金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是令投资者头痛的问题。基金绩效的好坏,往往又取决于基金的管理者——基金经理的资金管理能力。市场和投资者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基金绩效评价指标和一个能全面客观的评价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的理论体系。这既有利于准确把握基金本身的投资价值,也有利于基金投资者正确选择基金,同时还有利于基金监管机构及社会对基金管理人员的监督,并能引导中国基金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和规范化的经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建立一个有效的基金绩效评价指标迫在眉睫,对市场中的各个参与方都有重要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本文着眼于这个实际问题,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旨在找到一种尽可能客观的基金经理能力评价方式,同时对我国基金经理的能力做出判断,为投资者提供一种选择基金的有效参考指标。以往的文献中,绝大部分研究通过对基金绩效的评价,由基金绩效直接反应基金经理的能力,国内外学者纷纷选择了α(包括净a和加上交易成本的总α)作为基金绩效的评价指标,它代表的是基金取得的超额收益,同时也作为基金经理能力评价的指标。利用α作为评价指标的方法中又包括经典的Sharpe、Jensen、Treynor三大指标,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和Carhart四因子模型以及近期常用到的bootstrap模拟方法等。例如中国学者屠新曙和朱梦(2010)通过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对中国基金绩效进行评价。另外,一部分学者还发展起了H-M、T-M模型,这两个模型被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因为它们绕开了对超额收益率的计算,直接通过模型测度基金经理的选股和择时能力。杨捷和叶琴(2006)就利用H-M和T-M模型专门对中国基金业基金经理的选股和择时能力进行了讨论。以上提到的这些经典方法均来源于CAPM和APT模型,继承了模型的缺陷,存在很多现实中无法满足的严格假设条件。因此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新的探索,如Cohen等(2002)提出的基金股票互动模型,中国学者赵秀娟等(2011)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随机最优前沿模型,Berk和Binsbergen(2013)提出用净值增加额作为评价指标等等,创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其中Berk和Binsbergen(2013)将公司金融经典理论类推到基金市场中,巧妙的说明了α作为基金经理能力评价指标是不妥的,而应当使用基金净值增加额作为指标,基金净值增加额=基金规模×α。本文将其运用到中国基金市场的数据中,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基金经理的能力进行评价。尽管如此,Berk和Binsbergen(2013)在文章中使用Carhart四因子模型估算α,再用Carhart四因子α计算净值增加额,仍然无法避免模型的缺陷,而中国基金市场离模型假设条件很远,会产生较大误差。因此,本文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加以改进,用指数型基金构造基准投资组合,用基准组合的收益率代替Carhart四因子模型估计的风险调整收益。为突出此方法的优势,本文还将使用Jensen α、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以及Carhart四因子模型分别估计α,再与其相比较。为突显出净值增加额作为基金经理能力评价指标的优势,本文还将其与α和基金规模两种评价指标作比较。过去学者们就把α作为一种经典的评价基金经理能力的指标,而基金规模也与基金经理能力有关。将基金规模作为评价指标有这样两个原因：从文献中可知资金规模也能反映基金经理能力大小,比如余晓东和秦玲(2001)认为基金经理的能力与基金规模成同方向、同比例变动；本文还从经济租金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基金经理的能力应在经济租金(基金经理的薪酬)上得到体现,而基金经理的薪酬与基金规模成正比,所以基金规模一定程度上应当反映基金经理的能力。由于净值增加额等于基金规模和α的乘积,本文在计算净值增加额的过程中,顺便对基金规模和α这两种评价方法进行了讨论。本文利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中2004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对我国基金经理能力评价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实证结果表明有86只基金的净值平均增加额为正,占样本数的54%,且总体平均为正,说明平均水平上整个基金行业超越了基准组合,平均水平上的基金经理具备基金管理能力。按净值增加额排名前10%的基金表现出了突出的盈利能力,说明这部分基金经理是具有较强基金管理能力的。在与其他方法的对比研究中,本文认为α只是有效的基金绩效评价指标,而不是衡量基金经理能力的好指标,因为基金绩效既有可能来源于基金经理能力也可能来源于运气。基金净值增加额作为基金经理能力评价指标相比α而言,考虑了基金间的资金流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投资者的理性选择过程,剔除了的基金绩效中部分运气因素,能更全面的评价基金经理的资金管理能力。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基金净值增加额在整体上来说变化趋势不同,在基金净值增加额排名前50%的基金中,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与基金净值增加额成同方向变动,一定程度上基金规模能作为基金经理能力评价指标,但仍有很大局限。围绕基金净值增加额方法,本文由以下结构进行展开：第一章,引言,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大体思路和创新点；第二章,文献综述,总结描述国内外学者对基金经理能力评价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方法,从中总结借鉴到一些思路和方法,为下文的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第三章,研究方法,具体说明净值增加额作为基金经理能力评价指标的理论基础和实现办法；第四章,实证分析,包括了数据的选择和处理,基金净值增加额的计算和分析,及其与基金规模和α方法的比较；第五章,结论,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做出分析解释,并针对性的提出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用净值增加额对中国基金经理的能力作出评价,这种方法为我国基金经理能力评价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二是在计算α时为克服模型带来的缺陷,用指数型基金构造基准组合,用基准组合的收益率代替Carhart四因子模型的风险调整收益。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投资者可以真实的投资于这些投资组合,克服了模型在现实中无法复制的缺陷；这个指数化的投资组合的收益中包含了交易成本,而模型构造的投资组合并没有将交易成本考虑到其中,而现实中交易成本是笔可观的数目,尤其是在频繁交易策略中。三是从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出发,推出基金规模能够作为评价基金经理能力的指标,虽然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在中国基金市场上有一定局限性,但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论文的研究还存在的不足首先体现在数据的不理想,一些数据没法直接从数据库中得到,而需间接计算得来,比如基金规模,可能因此产生误差。其次,在对基金规模能否作为评价指标进行考察时,没能找到一个比较的基准通过基金规模将有能力和无能力的基金经理区别开来,但这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方向,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到解决。本文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本文通过指数型基金构造基准组合的方式计算α,理论上来说能克服Carhart四因子模型的一些缺陷,由于不是本文研究重点,并未深入讨论,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重点讨论验证此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二是基金规模理论上能够体现出基金经理的能力,如何具体通过基金规模区分有能力和无能力的基金经理,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