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至两晋是乡里秩序的维护模式有明显变化的年代。东汉时期,崛起的豪族以担任乡官里吏的方式与政府相结合,共同维持着乡里秩序。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打破了这样的局面。战乱之中,政府的基层管理机构或缺失或力量不足。豪强大族以其宗族的势力以及归附的乡里平民筑坞堡共同抵御来犯之敌,形成战时的特殊基层组织。豪强大族是该基层组织秩序的主要维持者。为了解决食粮问题,地方割据势力建立屯田制,以屯田官吏管理其中的平民。所以,在汉末战乱之中,豪强大族、屯田官吏以及和平地区的乡里官吏共同维持着乡里秩序。西晋对乡里社会进行了整顿,与政府相结合的豪族又成为乡里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然而很快又进入乱世。战乱之中,坞堡大量出现,受战乱影响的地区又进入了平民依靠豪族筑坞堡生存的状态。豪族又成为基层组织的领袖。乡村是农业社会的基础,理清汉末至两晋时期乡里秩序变化的基本脉络,对正确理解汉晋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这段时期乡里秩序的变化情况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将结合宗族、宗教、自然灾害以及盗贼与仇杀等方面因素,理清我国东汉至两晋时期乡里秩序的变迁。宗族与乡里秩序。东汉魏晋统治者多采取怀柔地方大族的政策,致使宗族从两汉之际开始逐渐强盛起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是个较为安定有序的群体。族内长幼有序,有困难时能相互救济,和睦相处,共同服从于族长的领导。战乱时期,族长或带领族人迁徙到安全之地,或团结族人与乡里之民筑坞堡艰难地在战乱中生存。宗族以其在地方的强大势力和权威对乡里秩序的稳定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宗族之中屡屡有人出为盗贼,对乡里秩序的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宗教与乡里秩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渐渐深入人心。儒家所主张的道德观念成为人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对乡里秩序的稳定也就有重要意义。汉晋之际的战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思想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也在东汉末年兴起。道佛两教都借助灾害的契机逐渐发展壮大。道教对在苦难之中的汉末平民百姓有一定的帮助,也就对乡里秩序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佛教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对乡里社会的影响较小。两晋时期,佛教对乡里秩序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然灾害、疾疫与乡里秩序。汉晋之际是个自然灾害与疾疫频繁的年代。自然灾害在不同的程度上均会对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产生威胁,从而破坏了乡里秩序。疾疫能造成大量人员感染从而对平民生命构成重大威胁。鉴于汉晋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时人大多把灾害与疾疫视为上天对人们行为有过错的警示。于是皇帝反省自己的过失,很多当权大臣也被罢免。同时,官府也采取了一些切合实际的赈灾措施。灾害与疾疫对乡里秩序造成的破坏是除战争之外的其它因素所不能比拟的。盗贼、仇杀与乡里秩序。盗贼有横行乡里的轻狂之徒和出没于山泽之中的山贼、水贼。因各方面原因,汉末魏晋时期有很多盗贼。他们常常劫掠财物,对乡里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两种盗贼出现的原因不同,前者是由于主观的贪婪而劫掠财物的不法之徒,后者则是生活无以为继而被迫聚集在山泽之中平民百姓。官府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他们。然而,虽然汉晋政府都积极打击盗贼,但似乎难以从根本从解决问题。汉晋时期是个复仇盛行的年代,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思想又为复仇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互相仇杀也是造成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