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是近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使国家间的数字服务贸易成为可能,但由于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和数据传输的敏感特性,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相伴而生。目前国际上并未形成统一的数字服务贸易规则,WTO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不容忽视的是,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助力,数字服务贸易是中国在特殊时期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数字服务业是中国在特殊时期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由此,本文选取2014年-2019年46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进行数字服务贸易谈判、构建更加开放的数字服务贸易环境,以及推进数字服务贸易稳步、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在梳理和评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及出口三元边际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概述了本文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影响机制。首先,回顾了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等相关理论。其次,从企业开展数字服务贸易的贸易成本和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更加明确的国际分工角度分析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机制。最后,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率和进出口经济体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第三章为指数的测度与分析。首先,阐述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评估框架与赋分原则。其次,分析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并对比分析了样本国不同政策领域以及不同收入水平样本国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最后,借鉴戴翔（2013）的方法建立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三元边际量化模型,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三元边际的测算方法和结果加以说明。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首先,在理论分析和现状分析文基础上,借鉴一些学者的研究构建了实证模型,采用高维固定效应的泊松估计（PPML）方法研究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其次,针对研究结论,本文进而以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与解释变量衡量指标和更换估计方法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本文以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再次,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率和经济体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距的调节效应。最后,从政策领域层面和双边国家收入水平层面展开了异质性分析。第五章为结论与启示。本文在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根据相应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协商数字服务贸易条款、构建良好的数字服务贸易环境以及实现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构建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测算模型,以实证分析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第二,引入互联网使用率和进出口经济体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变量,研究了二者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第三,从政策领域和双边国家收入水平两个层面,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展开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的不足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国际上对数字服务贸易的概念尚未统一,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匹配程度选取的5个数字服务部门可能并不全面。第二,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本文仅以46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家,且多数为OECD国家,因此本文的结论对于其他尚未提及国家（尤其是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