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古、今小说名同而实异,在中国古代,文类的小说概念也在不断演变。这一点,我们都比较清楚,所以在论述古代小说时,一般都采取古今兼顾的科学态度。不过,实际情况是,我们往往会更执着于今人的观念,大谈特谈一些文学性较强而其时并未纳入小说范畴的作品,同时又对当时那些很少或完全不具有文学特征的小说只字不提。这样不仅会影响对古人小说观及其演变轨迹的“了解之同情”,还会让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变得复杂含混起来。比如：小说创作发展到宋代,越来越远离文学,似乎宋人不如唐人懂得小说艺术,但小说概念却是在宋代首次明晰化,不仅大量文学小说被接纳进来,其文体特征也得到较深刻地体认；古代小说的史学化,在魏晋南北朝时还不曾作用于与史书泾渭分明的轶事小说,唐前隶属于史部的志怪小说、唐五代作为史补的大小说文类及宋代的子部小说,它们都受到了史学因素的影响,但原因与具体表现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宋代小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通俗倾向,这与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小说的史学化、小说与其他文体间的互动等等都有关,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小说传播中商业与娱乐因素的强势介入及其带动的小说传播的繁荣,是导致宋代小说创作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等根本转变的重要因素。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发展、兴盛于元代之前,宋代又是其创作的转型期,所以笔者选取元前的文言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小说观嬗变中的文学因素、小说史学特征的具体内涵、宋代小说传播的繁荣与小说观的转型等三个方面,将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分为两章,主要论述元前小说观嬗变中文学因素的逐渐凸显。第一章以史志小说作品及其他时人的小说传播思想为基础,分析两汉经学视野下的“小道”小说观与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的文学特征,并从中透视唐前小说由子部向史部的靠拢。文类小说概念首次出现于《汉书·艺文志》,通过考证其“诸子略·小说家”十五家作品,笔者认为,它们是汉武帝以后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促生的不本经艺或内容无关军国的典籍,不一定都出于方士之手；刘歆、班固等汉代文人只是从学术和儒家功利角度对其进行定位,认为它们价值不高,但又予其一定存在空间。所以《汉志》“小说”内容庞杂,没有文体规范。这也符合其他汉代人对“小说家”的理解。《隋书·经籍志》是对前代目录学成果的总体继承,基本反映魏晋南北朝的文献分类观,其“小说家”隶属子部,主体是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从这些轶事小说文本可知,它们并非为某家理论服务,取得了文体独立品格,初步具有娱乐审美特征；记载人物言行时不加评论,创作态度近于史家,叙事特征开始突出。特别是梁代殷芸,把编《通史》所余的史料纳入按朝代编集的《小说》,在实践上把史部记事的“杂传”和子部偏于记言的“小说”结合起来,使小说从子部向史部靠拢。《小说》主要记载与正史大相径庭的帝王名士的传闻异说及民间故事、笑话,具有虚构性、奇异性、趣味性等文学特征,亦启发了唐代的刘知几把正史之外的史部作品与子部“小说”都划入“偏记小说”。但《隋志》“小说家”多与“说”有关,又著录一些无类可归、与方士联系密切的杂艺术类作品,既符合《汉志》“小说家”“小道杂说”的价值评判,也与《汉志》的归类原则一致。《隋志》“小说家”序持论仍是沿袭《汉志》,不过鉴于当时小说创作的实绩作了部分调整,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其他时人的小说观多承袭《汉志》,但具有明显叙事性、娱乐性的“俳优小说”已经被视为小说,“俳优小说”之外的轶事小说在当时的传播,开始体现出史学标准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较量。总之,唐前小说基本上属于子书末流,轶事小说记事时不加评论,近似史书,但其创作宗旨与史书相去甚远,也很少像当时的志怪小说那样介绍材料来源以证实录,对“虚”、“实”还几乎没有自觉的体认。不过小说正逐步从以说理为宗的子部走向以叙事为宗的史部,这样既能寻求史的庇护,也可以得到史书叙事艺术的滋养,当然,其娱乐审美也会在史的压制下慢慢萎缩甚至消失,这正是唐代以后轶事小说的走向。第二章从唐五代大小说文类的形成、唐五代轶事小说对文学性的有限追求、宋人对小说文体特征的发掘三个方面来论述子、史合流中的唐宋小说观。《隋志》、《旧唐书·经籍志》的小说观过于保守,不具有代表性。初唐刘知几的《史通》继承了殷芸的“史余”小说观,抓住记事这一特征,将正史以外的所有史部作品与子部的轶事小说都归入“偏记小说”,使小说从唐前的庞杂文类中凸显出来,靠近了现代小说观念。刘知几以纯正的史学精神,紧扣真实和雅正这两大史学要素批评小说,又把唐前小说中潜在的虚构性、娱乐性等小说因素挖掘了出来。刘知几之后,很快形成了一个包容子部轶事小说和史部志怪小说而又统属于史书之下的大小说文类。志怪题材的加入,给唐代的大小说文类平添不少文学气息。轶事小说成为以补史阙、示劝诫为主要创作目的并如实地记录传闻的史化小说,从而顿失“玄韵”。不过助谈笑等目的,又为其在史学功能外开辟了一方可以发挥作者主体性、发掘作品趣味性的文学空间；强调实录传闻和适量的志怪记异既为小说虚构打开了缺口,又增加了趣味性和奇异色彩,表现出与传奇小说、志怪小说渐趋融合的特色。唐初史书修撰者对《世说》内容的采录及唐代的《世说》仿作亦体现出史学倾向的增强与文学审美的弱化。从《太平广记》等小说选集、宋代的目录文献及时人的言论来看,宋人所谓“小说”,大抵包含我们现在惯称的“笔记”与“小说”两类,小说概念并不完善。但宋人进一步明确了子、史合流的小说观,并首次在理论上发掘出小说的诸多文体特征。他们对小说的虚构本质、结构艺术、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独特审美效果等文学特点的体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艺术审美。中编用三章的篇幅来描述元前小说创作中史学特征的具体内涵。第一章从志怪小说的实录观与审美观角度解析唐前志怪小说的史学因素。我们习惯于用“实录”、“补史”等词语来笼统概括古代小说的史学特征,其实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受到史学的影响,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小说,史学化的原因及具体表现也不尽相同。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多记现实人事,所以被当时的史书采录,但它属于子部“小说家”,其创作基本上没有明显受到史学的影响。而唐前隶属史部、与小说概念无涉的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脱胎而来,又受到世界观的限制,把神怪内容当做实事,自然会在作品取材、创作体例及创作手法等方面显出一些史学特征。不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妖祥卜梦叙事模式直接来源于史书,而且作者常常像史学家一样,希望通过灾祥关注现实政治。但此时的志怪小说还没有刻意模仿史书的叙事原则或追求劝善惩恶的史意。志怪小说在唐前主要被当做史书来传播接受,并开始有接受主体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衡量其价值。不过,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实录”并非史学之“实录”精神,具体叙事也与史传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者喜欢以“怪”、“异”来命名作品,对自己的好奇心理并不讳莫若深,有时还从作品传播的角度照顾到读者的同样心理,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理论中想像、虚构论的逐渐成熟,对志怪小说创作也产生影响。一部分志怪小说已经悄悄的逸出史的规范,萌生娱乐审美思想,并开始关注与反映现实人生,在叙事中融入诗化意蕴,情节设置、形象刻画等方面也较为出色,为唐传奇的出现开了先声。此时的接受主体也开始怀疑部分志怪小说内容的真实性,显露出把志怪小说与史书相区分的意向。不仅如此,萧绮等人已经将文论引入小说领域,试图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品评和认识小说。这对以后小说摆脱史的束缚,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具有重大意义。第二章从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与文学化两个层面来论述唐五代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大批志怪题材的小说集进入唐五代大小说文类中,但史补的价值定位,并未使它们远离史学。由于唐人的世界观和史学观的进步,神怪内容的虚诞本质日益暴露出来,这就需要志怪题材小说为继续存在寻找其他的荫蔽,于是有根有据的史家记事笔法、知识价值及史书的鉴戒目的开始成为其护身之符。此时兴起的传奇文本来就是从史部的单篇散传发展而来,史学化倾向在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唐五代志怪题材小说作者还借鉴了史书中纪传体写人物的方法,并且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理解“实录”原则,利用小说批判、揭露现实,全方位地展示人世生活,在虚幻中体现艺术的真实；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觉以“宵话征异”的娱乐性来统制史学的“劝善惩恶”,用摇曳多姿的文笔、真挚浓烈的感情、深邃浑厚的历史意识,创造了“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的艺术瑰宝。志怪题材小说数量的猛增及艺术上的飞跃,使文人对小说的兴趣与日俱增。虽然儒家小说观、史家小说观和文家小说观在同时流行,但唐五代小说的读者也与其作者一样,主要是当时擅长诗文的士大夫,同样表现出征奇话异、消遣娱乐的心理需求。柳宗元以“味”设喻,劝人们读读语怪之作；陈翰编《异闻集》,专选唐代传奇文中的佳作；唐五代小说读者还常常表现出参与创作的巨大热情。唐五代的小说读者是一个成熟的阅读接受群体,他们对小说的赏识,代表了社会对小说作品的接受和认同,为小说作者创造了能够充分施展想象力和才情的创作氛围。第三章从小说的史学化及其对轶事小说的影响、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两方面探讨宋代小说的史学倾向。到了宋代,小说文体已经脱离史部,但小说观仍然依附于史学。诸多原因如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受到威胁及文人的忧患意识、学术研究中的考据之风与借小说以施污蔑的现象、私史修撰的繁荣与小说以修史或补史为目的等,都推动宋代各体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沿着唐末五代以来的由虚入实倾向继续发展。宋人小说的史学化表现在轶事小说中,是作者的私史修撰及补史意识的强化,轶事小说在唐代史化小说基础上继续向写实性、杂俎性的笔记退化。现实题材的传奇文也排斥创作主体的感情投入,过分地以学问、知识、理念去组合材料,叙事重史才而不重诗笔；但多讲古事,与轶事小说侧重时事有所不同,这也影响到志怪题材的传奇文。已暴露出虚妄本质的志怪题材不再被宋人视为修史的材料来源之一,但唐人还不太较真的劝善惩恶之史意、知识价值以及不断强化的“志异审实”的创作态度、叙事首尾完整的创作手法都在自觉的道德追求、求实求知观念中变得异常切实和真诚,平实化、道学化成为志怪题材小说创作的两大特征。不管何种文体的小说,都被宋代的重理节情、崇尚博学倾轧肢解。宋代小说集注重记载耳目所接的新见新闻,取材范围远比前代广泛,不少作品开始涉足市井题材,审美逐渐世俗化,语言也趋于浅显通俗。小说形式与内容的趋俗,开始吸引着普通市民,一些民间艺人也将其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及提高素质的基础读物,这一接受取向势必影响小说创作的进一步俗化。下编的两章内容主要分析宋代小说传播的繁荣及其对小说观转型的影响。第一章论述宋代在经济基础、必要场所、技术条件、文教政策等方面为小说传播提供的适宜环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两宋,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无疑已经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他们对多种娱乐方式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除酒楼妓馆较前代增多外,城镇中还首次出现了大量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涌现及其中的演出盛况,促进了戏剧和说唱伎艺的发展。梨园由宫廷走向民间、走向市场,为小说通过表演形式进行传播创造了条件。经济的繁荣,也带来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的提高。雕版印刷成为宋代书籍的主要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图书的复制效率,降低了图书成本。造纸技术的成熟与规模的扩大,使得纸张供应也较为充分。官刻、坊刻、家刻三大刻印系统渐趋成熟,围绕诸多刻印中心,书坊、书铺大量出现,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图书销售基地。坊刻本作为商品,大量流入市场；书坊为迎合文人及普通市民的需要,喜欢刻印类书、小说及话本、剧本等各种民间伎艺的底本,使小说的大众传播成为可能。因为书籍刻印、买卖的兴盛,宋代的馆阁藏书与私家藏书均十分丰富,而私家藏书者多向外开放借阅,推动了图书及文化的传播。统治者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培植出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基本保证。宋代统治者还非常重视的文献整理与刊行,鼓励民间刻印收藏小说,改善了小说的生存环境。第二章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与小说传播的商业化、娱乐化两个方面论述小说传播的繁荣与小说观的通俗化。在传播活动的整体结构中,除传播环境外,其他层面的变化往往是由传播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播方式不仅决定着小说的普及程度,还制约着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影响着小说文体的发展。宋代的适宜环境使小说传播方式顿时丰富起来。小说传播的文本形态如选辑、笺注、改编、著录、引录、仿作等,借助发达的刻印技术和庞大的销售网络,使得小说传播空前繁荣。不少小说选本(特别是类书体小说选本)问世之后即付诸刊印。宋人还常搜集前代小说善本整理后印刷推广,一些散佚的小说集也得到重编并刊印。书坊刻印小说是把小说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来传播,必须考虑尽量满足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消费心理,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于是乐于选择内容通俗者；而部分小说作者、编选者为了其作品得以出版,也开始受此影响,小说观自然发生了转型。与雅文学相比,小说在分享书面传播资源上受到较大限制。唐、宋人通过改编、笺注等把小说引入诗词等韵文,通过歌妓的演唱,将小说引渡到多维度空间。宋代小说口头传播的亮点在于将小说改编为诸宫调、说话等说唱伎艺或杂剧、南戏等综合艺术。说唱伎艺到了宋代才开始大规模的商业演出,其中说话在宋代盛极一时,其足迹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出现了不少职业说话艺人。杂剧是在唐代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历代歌舞艺术和杂戏组合而成的,两宋时也比较盛行。两者同在瓦舍勾栏中生存、发展,在其他场合也常常相伴演出。通过民间艺人的表演,小说进入商业演出领域,既突破了文化层次的限制,又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审美的即时性和感染的普遍性”,小说从此走进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市民文艺追求耳目刺激的审美取向又影响了文人阶层,使其小说创作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都向世俗化、通俗化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