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历时性范畴;程序方法及其精神是近现代社会的一般方法与主要精神;程序化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对程序、程序方法、程序化以及程序性、程序精神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程序观。用理念型方法从各色零散的程序观中抽离、提炼、整理、归纳和总结出一种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的程序观,对于把握现代文明及其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程序是指为了完成某一任务,对要完成这一任务所要做的事情的进程和要件事先作出的明确的、合理的、有秩序的、指导性的计划和安排,以及按照该计划和安排所实施的一序列实际的行为步骤。与形式化的、框架性的和刚性的程式不同,程序是一种有内容的、选择适应性的和弹性的机制,此所谓指导性程序。与对事物发展进行一般性描述的过程不同,指导性程序的实施,外在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进程和步骤,此所谓步骤性程序。与认识论范畴中的规律不同,程序的合理性不是事后的总结,而首先是与理性思维具有一体性的事先安排,它是一种实在的方法。以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待指导性程序,它就是具有自反性的程序方法,其功能为使程序性低者具有更高程序性。程序和程序方法古已有之,但古代中国更注重程式。在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西方,程序都只是某种表现为崇尚秩序的形式。伴随着第一次科学革命,1611年英语程序(procedure)成词,标志着程序理念的自觉。秉承科学精神和法制传统,在社会行为由卡理斯玛类型转为理性支配类型、现世支配理性由新教伦理滑向科学理性、人类文明由近代迈向现代的进程中,程序方法渐趋成熟,其分析性、秩序性、形式性、明确性和人为性等科学属性渐趋明显。相应地,程序也具有可表述性、独立性、中立性、规范性、一致性、结构性、公开性、权变性和为人性等外部特征,它们大多属于公正性的范畴,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科学性中的五种特征所理性论证。程序性决定了程序理性的基本蕴涵。19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第二次科技革命将现代化推向高潮,开始从一般程序观中出现了强调程序具有本位价值的程序观,出现“程序的”观念(procedural view)和程序化观念。所谓程序化,特指程序方法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实践。程序化方法在企业管理实践和现代管理思想中比较活跃,但提炼不够。在政法公共管理领域,程序化在理论上被抽象为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或proceduralist)和新程序主义(neo-proceduralism)。程序主义以程序为道德契约的合法性依据,新程序主义强调程序与契约的相互论证。科学哲学中的相关探讨,认识到了程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属性,认识到了操作程序与科学规律的相互论证关系和辩证一体关系,可以为程序化管理提供合理性依据,为新程序主义提供彻底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哲学论证。程序化对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生动地体现在集科学活动与管理行为于一身的科学管理中。泰罗科学管理及其系统集成的程序化方法,对管理实践和理论、对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科学管理提示了科学与程序化方法的辩证一体关系:这不仅是说,科学规律来自具有一定程序性基础的生产和管理的实践,它反过来又通过程序化的方法去规定科学的操作程序、建构系统的管理程序,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指导实践;进而言之,科学管理之所谓科学性,就是程序性。当代的知识管理和学习理论中出现了隐喻和类比等方法,但并没有否定科学管理所体现的程序精神(对过程的秩序性予以明确表达的诉求)和形式化、结构化和编码化等程序化的基本形态。科学管理在实践上表明:程序化已经参与到科学规律形成过程当中,程序与规律具有内在的一体性。这一观点被布里奇曼通过操作观明确而尖锐地在理论上揭示出来。有感于相对论和量子论对经典物理概念的冲击,其研究具有“技术先于理论”特点的物理学家布里奇曼提出了“概念的操作特征”(概念与相应的操作同义,一个概念的恰当定义并非源于其属性而源自实际操作)和“意义的操作标准”(概念的意义取决于相应的操作,操作的可行性与否,成为概念意义的判断标准)。这样,操作就具有了实在论属性,作为科学操作的基本方法,程序化成了获得明晰有效知识的最好的办法。操作观表达了科学活动的程序化诉求,懵懂地蕴含了“程序化即科学”的科学哲学倾向。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的“挪用”,在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的追求下,心理学中的新行为主义把操作观中“意义的操作标准”教条化地理解为“科学的操作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发明了操作主义(operationism)。这样,程序化方法由自在的学习走向自反的发现,并一度走向自为的创造,程序化偏颇地成为科学的划界标准。操作主义科学家斯金纳和西蒙试图以文化设计和设计科学来控制社会,为形式主义倾向的程序主义提供了科学哲学基础,代表了科学主义和操作主义的泛滥,是形式化程序化的极度扩张,有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晚年布里奇曼指出,逻辑的、言语的、物理和生理的三方面原因导致操作具有局限性。西蒙从“有限理性”出发,通过“满意决策”捍卫了有限程序的收敛价值。程序,既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理性,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理性行为。作为一种理性,它是有限的程序理性(将理性理解为以具有实践性的程序方法回溯理性,并要求理性具有程序性);作为一种理性行为,它表现为现代社会中的程序化方法及其实施。理性的有限性,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和程序化的有限性;满意的决策及其结果,就是程序化行为的收敛价值(程序的受控运作将收敛于某一可大致预估其范围的特定结果,它是在敬谨地自觉自身局限性基础上的相对价值)。只要/只有在自觉其局限而在有限世界的框架内,以有限理性的态度去实践程序理性、运用程序化方法的时候,就/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公正和公开的价值。理性、程序和效率,具有一体性。效率的合理性及其局限,可以描述程序理性及其局限,可以论证科学知识和规律的合理性及其局限,论证程序化行为的合理合法性(legitimitation,正当性)及其局限。程序理性兼容并超越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在其视阈内,科学程序、制度程序和法律程序这三者是一致。库恩的不可通约范式观激发当代科学哲学产生出程序与科学理论具有互补性的观点,将程序化与科学规律的相互论证观点予以伸发,为新程序主义的程序与契约循环论证提供了相对系统的认识论基础。程序理性不能自我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程序行为不能自我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两者可以相互为对方提供论证。程序化行为将信息、知识和权力予以公开,尽可能减少人们在这些领域的不对称和不平等,使效率和公正的度量更公开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价,从而对依情境而权变的多元程序形成了有效制约,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提升了社会公正度。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化的公开价值是效率和公正的基础。程序化的公开、对等和透明的价值,是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尤其是当下中国应重点关注的价值诉求。对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的程序化方法,对正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新模式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的两次现代化高潮中,中国相应地出现了两次程序化高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奠定了进一步建设程序化的基础。虽然由于缺乏程序精神的历史传统等原因,使得当下中国存在种种程序化问题,忤逆中国现代化,但中国的程序化建设,从对怀疑的批判中确立了必要性,从对困难和阻力的剖析中发现了可能性。当下,应明确以公开性统驭刚性形式与合情权变的互动、自上而下程序和自下而上程序的互动等为基本原则,在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程序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