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获得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付出了惨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已经集中出现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世界总体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双重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可持续性方面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若不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可能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品性质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益最大化追求,环境问题靠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通过政府之手实施环境规制来保护环境。那么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达到两者双赢的社会发展目标呢?依据产业组织理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从而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有着重要影响,是实现两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探讨我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首先,本文基于我国的现实数据,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分析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现状。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来自于第二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断增加,而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产业结构的变迁趋势和Kuznets事实也是相一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进而向服务部门转移。但是如果和国际水平比较,中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尤其是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来看,差距则更大。利用“转换份额分析’’(Shift-Share Analysis)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把结构效应从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分解出来。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双向拉动的,其中结构变迁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占到43.76%,技术进步效应占56.24%。但分别从三次产业来看,则又各不相同：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负值,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源于内部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正值,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率达到了42.24%；技术效应贡献率为57.76%；第三次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最显著,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率高达69.6%；而技术效应贡献率为30.4%,这说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结构变迁效应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依靠各产业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积极实施环境规制,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指标出现了良好改善,但整体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通过构建环境污染因素分解模型,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从环境改善中分离出来,结果显示我国工业污染排放技术效应表现为较大的负值,其中,工业固废排放中的技术效应最大,达到了-95.49%,其次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技术效应约为-73.01%,技术效应最小的废水排放这一效果也达到了-70.36%。工业污染排放的结构效应都表现为数值相对较小的正数,这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变化并没有改善环境,反倒倾向于增加污染。其中,工业固废排放中的结构效应最大,达到了79.96%,其次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结构效应约为12.88%,结构效应最小的废水排放该一效果约为2.25%。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个产业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还依赖于环境效应较差的相关产业,尤其是金属采矿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重加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对2001年来说有较大提高,虽然这些产业在污染排放强度上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因为产值比重的大幅增加,使得整个污染进一步恶化,工业产业结构的变迁并没有改善环境,反而进一步恶化了环境。其次,基于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从产业结构视角规范研究了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机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环境改善,同时,依据产业组织理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从而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变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其一,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必要资本量或对新企业施加更为严格的标准,可能会成为企业的进入壁垒阻碍企业进入,使规制产业发展受阻,影响产业结构；其二,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以及消费和投资比例,从而影响产品供给结构,最终影响产业结构。其三,环境规制通过阻碍或激发企业技术创新,会阻碍或促进规制产业的充分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不断积累的技术创新还会激发新的生产技术,出现新的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其四,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会通过国际贸易,使一国出现“污染避难所假说”或“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而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厘清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为我国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一。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污染密度作为生产要素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改进Ngai and Pissarides (2007)的研究模型,构建了一个分散竞争均衡模型,通过数理模型分析得到以下两个结论：(1)随着环境税的增大,污染密度越来越小。也就是说,随着污染税率的增加,经济体将采用更清洁的技术进行生产,将更多物质资本用于污染治理,将较少的物质资本投资于物质生产。污染排放标准的严厉程度对污染密度的影响却较复杂：当产品价格大于环境税率时,污染密度先随着排放标准的严厉程度增大而减小,到达最优点,而后污染密度再随着排放标准的严厉程度增大也继续增大,也就是说,此时污染密度存在最优污染控制,经济系统存在最优的污染排放标准；而当产品价格小于环境税率时时,随着排放标准严厉程度的提升,污染密度也越来越大。(2)严厉的污染排放标准会加速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促使整体生产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合理的动态污染税的增长在促进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增长,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双赢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创新之一。实证研究时本文采用我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机制作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一些基本结论：(1)环境规制的实施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不断增强,居民的消费结构能够得到不断优化升级；同时,环境规制对投资结构系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不断增强,投资结构系数会趋向高级化。(2)环境规制没有成为工业企业的进入壁垒,随着环境规制的持续增强,工业企业的数量并没有出现减少,这表明较弱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在技术或资本等方面对工业企业的进入形成阻碍作用。(3)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4)我国相对较弱的环境规制并没有阻碍外资的进入,而是吸引外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5)除了工业企业进入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之外,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的升级、技术创新以及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6)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同时,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也有利于环境改善。(7)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通过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影响绩效依次递减。据笔者所查,这一实证结果也是重要创新。本文最后构建了环境约束下的优化模型,设计了三种优化方案,方案的模拟结果表明,无论是追求经济增长或环境改善,还是追求两者的双赢,都必须适当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并为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出了调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