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紧扣“共和”这一晚清政治思想史的“中坚概念”，考察“竖三民”以代表的中国政治报刊如何在思想和行动因应“共和”这一政治现代性话语，并试图在报刊舆论的格局中，展示出“共和”在近代中国展开的复杂图景。　　论文从“竖三民”的个案出发，梳理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民立报》从革命时代的“排满”鼓吹，经由共和转折以后，在身份定位、政治认同以及报刊实践机制所带来一系列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所引致的政治纷争。在“共和时刻”，《民立报》以“东方太晤士”作为其共和想象的重要维度，并在具体的报刊实践中，试图展示出这样的共和文化:独立的身份、公共的论坛、理性的论说，将共和的原理作为其政治判断的准绳。期间，激进的“革命”文化政治显示出其强大的叙述霸权，《民立报》旋即号召“革命再起”，显示出其中转换的艰难。　　然而《民立报》艰难转型，同样提示了共和在近代中国的曲折。随着袁世凯威权政治的确立，政治报刊也因之面临分化:部分政治报刊特别在北京的政治报刊，因为政治高压呈现出消极的生存策略;革命党派系的报刊积极构建党性，强化喉舌身份;以《甲寅》杂志为代表，则开始国民性层面反思“共和”，这种文化转型与启蒙回归，是新文化运动的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