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最高层次的问题，向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尤其是有关战争决策的分析也非常丰富。本文通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和最高决策者三个方面对国家利益判定的影响进行分析，指出三者对国家利益的判定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中，各个层面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从而决定了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考虑因素的重点也各有不同。本文还详细分析了中国自建国以来参与的三次战争（朝鲜战争、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越边界冲突），并总结了这三次战争决策的原因、特征以及未来中国对外决策的发展趋势。　　本篇论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导言，对本文选题的意义、基本预设、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和内容进行介绍。　　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一章，主要采用了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法，从国际系统、国内系统和最高决策者三个层面来分析其对国家利益判定的影响。就国际系统而言，对国家利益产生的影响应当从国际系统静态的结构状况和动态的互动进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国际社会的力量分配所造成的国际格局状态以及国际社会各个实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过程，它们构成一国的国际环境，并且对国家利益的判定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其次，就“国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利益的判定”这个问题，基于国内系统和国际系统的不同，本文主要是从“对国家利益判定产生影响的稳定与否”分为两个影响维度，其一是分析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也即国家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意识形态等能对国家利益的判定产生长久稳定影响的方面;其二是分析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它们往往会在短期内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和对外决策的制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最高决策者而言，假定最高决策者都是理性行为人，本文中的重点分析的是他们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进而如何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判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这对于国家利益判定产生的影响虽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干预变量。　　在第一章分析的基础上，第二章具体以建国之后中国参与的三次对外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越边界冲突）为例，对战争状况进行简单介绍，从国际系统、国内系统和最高决策者三个方面分别分析了中国参与这三次战争的缘由。　　第三章是结论部分。主要总结说明了中国对外战争决策的根源、特点以及变化趋势。认为中国制定对外战争决策的根源是维护国家利益，就当时的三场战争而言主要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中国国家利益的判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国际系统的影响很深，带有很明显的“国际性”特征;近代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家的对外政策趋于温和。　　首先，中国战争决策的选择最根本的考虑是国内系统的因素，即国家利益是战争决策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当时而言，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制定对外战争政策的根源。因为国家安全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国家利益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着国家的生存，民族存亡，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才谈得上国家的其他利益。　　其次，中国在制定三次对外战争决策时，国际环境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一直存在，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互动进程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系统结构是我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个别时期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它甚至能够决定我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国际系统（即国际社会的结构和互动进程）又是通过国家的认识尤其是最高决策者的认识才产生实际意义的。在这一点上本文又分析了领导者的认识对中国战争决策的影响，指出了不同领导人所形成的不同做事风格、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和战争的看法都影响了对战争政策的选择，这种作用即使不是决定性、根源性的，却也是非常巨大不可忽视的。　　最后，本文从中国对待战争决策选择的趋势上得出有关整个中国对外政策的预测:中国建国以来对外政策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对外决策的制定越来越多地考虑国际社会的因素，总体将持续趋于温和。本文对其表现进行了描述并对这种表现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挖掘。简单从数量或者从战争爆发的频率来看，进入八十年代，我国参与的对外战争越来越少，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一种几乎没有再进入过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选择范围。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来看，由于我国正经历着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以及安全利益的再思考，所以从现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正在继续提高与国际社会的认同，深化内化合作型战略文化，对经济安全利益和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也更加重视。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将会越来越趋于温和，将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和平的手段与方法来解决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未来中国更加积极健康的参与国际社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真正实现中国“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