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紧缺等问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人们逐渐意识到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违背了绿色经济的发展理念。在此背景下，技术进步作为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的重要途径，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但是，技术进步并不总是以降低污染排放为目标，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更多的污染排放形成环境回弹效应。环境回弹效应的发生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预期减少的污染排放量，如果回弹效应足够大，甚至会阻碍推进提高能效降低污染排放的相关政策措施。因此，对中国环境回弹效应值进行测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准确把握我国环境回弹效应现状，进一步验证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是否有效，对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梳理总结环境回弹效应已有研究，阐述环境回弹效应测度方法，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三个层面理论分析环境回弹效应的影响机制。其次，基于中国2003-201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和LMDI分解方法，测度中国环境回弹效应值。再次，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三个角度进行指标筛选，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矩估计方法分析环境回弹效应的影响因素，同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经济门槛的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对环境回弹效应的确切影响。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论，对降低中国环境回弹效应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对提升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有效性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样本期间内，环境回弹效应值在全国范围内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西部环境回弹效应值显著高于中、东部。(2)环境规制强度、环保机构数量、排污征费总额、环境基础建设投资有利于环境回弹效应值的显著降低；城镇化比率对环境回弹效应的影响为负但是不显著，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越低环境回弹效应值越高；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越高越会导致环境回弹效应的上升。(3)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回弹效应之间的关系，并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特征。在跨越门槛值之前，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回弹效应的抑制效果作用非常明显；在跨越门槛值之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环境回弹效应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