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在各个领域推动近代化进程。为了维护国内秩序,明治政府学习法国和德国建立近代警察行政制度。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引进西方医学制度并进行医学教育改革。1874年《医制》及翌年《行政警察规则》的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卫生行政和警察行政体系的初步建立。由于《医制》相关法律的实施需要警察进行协助,《行政警察规则》规定警察需要守护人民健康安全,故而卫生行政和警察行政在设立之初便具备内在的联系性和互动性。1877—1885年间的三次霍乱疫情给日本带来巨大破坏,卫生行政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张并且带有浓厚的防疫色彩,有关防疫的卫生法律体系在这一时期建立。在防疫过程中,警察的卫生行政职能和强制执行权力有助于对病人进行隔离并且对疫区进行消毒,从而阻断疫病传染源与切断传播途径。因为警察在防疫中能发挥高效作用,同时受经费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卫生行政逐渐向警察行政倾斜。1886年地方官制改革后,警察开始主导卫生行政。一直推崇“卫生自治”的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称这一变化为“明治十九年的顿挫”。自警察确立卫生行政的主导权后,卫生警察的功能进一步扩展。为适应更多的功能需求,其组织结构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卫生警察的控制力更加深入地方,中央集权的性质更加突出。明治政府以法律形式构建出更为系统的卫生警察制度体系,包括防疫管理、医事管理、食品卫生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四大方面,卫生警察主要发挥监督法律实施和强制执行的功能。总之,明治时期日本构建的由警察主管卫生行政的卫生警察制度及其功能扩展,虽有利于日本加快卫生现代化的进程并强化社会管理,但卫生警察制度却衍生出对日本民众的身体规训,凸显了中央集权卫生行政体系的权力宰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