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以及各国证券市场依赖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证券交易行为开始跨越国界,这为一国证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提高了违法交易发生的风险。美国作为世界证券市场的中心,历来以严格的市场监管著称。因此,当跨国证券交易牵涉到美国时,它“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世界警察”的职责,而美国联邦法院的角色也转变成了“世界审判员”。这一角色转变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联邦法院通过建立以“效果标准”和“行为标准”为核心的管辖权判例体系来不断地降低涉外证券诉讼进入美国法院的门槛,扩大法院域外管辖的范围,从而通过法院来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然而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的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以下简称“莫里森案”)却推翻了下级联邦法院确立域外管辖权的判例体系,并明确区分了管辖权问题与法律适用问题。但就在最高法院发布莫里森案终审裁决的第二天,美国国会便通过了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管辖权条款进行修改的《Dodd-Frank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Dodd-Frank法案》”)。国会的这一举动再次引起了学者们对莫里森案影响的讨论。基于此,本文共分为五章,对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的发展进行讨论。第一章介绍了域外管辖权一词的含义,并概括了域外管辖权制度的国际法基础。在美国证券法中,域外管辖权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上的三层含义,其中司法管辖权和立法管辖权是美国法院拓展其对涉外证券诉讼管辖范围的最主要依据。第二章介绍了以“效果标准”、“行为标准”和“效果-行为标准”为基础的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体系。第三章详细介绍了莫里森案及其法院裁决,并总结了该案对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司法判例的改革和发展。第四章重点介绍了《Dodd-Frank法案》对莫里森案的影响。笔者认为,《Dodd-Frank法案》并没有推翻最高法院有关域外管辖权的裁决意见。因此,莫里森案的裁决将依然为联邦各级法院所遵守,而在涉外证券司法领域,域外管辖权问题与法律适用问题也被正式区分开了。第五章介绍了中国在证券领域域外管辖权的立法现状,并以美国证券司法实践的发展为参照,提出了几点借鉴原则。而中国当前关注的重点应该有两方面,一是为中国投资者在国外遭遇证券诉讼时提供相应法律救济,二是为中国市场上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以期在保护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同时增加市场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