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协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申了立法协商的重要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人大协商”与“政协协商”的重要概念。随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35）》进一步明确了立法协商的参与主体范围。可见,立法协商在党的政策层面得到层层推进。在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立法协商是指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的过程中,通过平等、自由的对话机制与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共同商量达成共识的规范化立法活动。上述所称立法协商不同于广义上的,即不同于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立法过程中的协商。立法协商核心在于通过发挥政协组织这一平台的界别优势与政治职能,促进参与主体的平等对话,有效整合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在法哲学层面,法律论证理论的引入能够对立法共识、公共意见的达成提供技术性价值支撑。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程序性规则为结果的正确性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并以此种论证弥合论题的实质正确性的裂隙,这对于促进立法共识达成的立法协商程序规则设计具有重要启示。在政治学理论层面,协商民主理论能为立法协商提供民主价值导向,在前置性公共价值的权威性指导下,以协商组织集中性为特征,协商民主以鼓励个体私益、诉求的自由表达为目标,试图解构公共事务中真实的利益结构与冲突。多元理性主义强调在多元分歧的前提下,注重理性公民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促进共识的达成。在此种民主理论的指引下,立法协商既能考虑到参与主体表达诉求、相互博弈的自由性,还能够通过前置的公共价值与后发的私利协商形成双向互动,有效引导共识的形成,从而在双向互动中作出民主立法决定。面对尚未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立法协商实践,可从立法协商的规范、范围、主体、规则、结果效力五个层面推进人大立法协商的制度化建设。在规范层面,在《立法法》中增加“立法协商”条款,并出台《地方立法协商工作办法》这一地方性法规指导立法协商的地方实践。在适用范围层面,明确立法协商作为部分立法议题的必经程序这一制度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厘定立法协商的议题筛选标准。在参与主体层面,进一步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协商的主导地位,在注重政协作为开展立法协商重要平台的同时积极发挥其他平台的作用。在协商规则方面,以增进协商实效性为导向,建立审议式辩论的立法协商规则,通过构建公平、自由的辩论机制并进一步拓宽协商的具体形式,为协商实质化提供程序保障。在结果处理层面,明确立法协商结果效力及其采纳标准、完善结果反馈渠道,进一步规范结果处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