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海外汉学家正式出版文学史著作《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该著鲜明体现了西方当代学术理念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带来了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观点。由于《剑桥中国文学史》为集体作品,每章因执笔者不同而学术风格各异,因此本文选取柯马丁(Martin Kern)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进行研究,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柯马丁文学史值得借鉴之处。柯马丁立足于西方文化语境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为我们审视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书写模式:他强调“怀疑”的意义、重视出土文献、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的先秦——西汉分期法,别开生面地提出青铜铭文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而由史官群体主导编写,以及西汉对早期文本进行大规模重构等内容;他注重汉字特征、物质文化对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作用、文学类别和文学作品呈现出的“连续性”特征;他突出主体性感受的“故事性”的书写风格;这些写法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模式,并增加了中国文学史论著的可信度、趣味性和创新性。二是柯马丁文学史值得商榷之处。柯马丁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新近的出土文献,提出许多颠覆性与争议性的观点:《诗经》作为口头文学并不存在原始的文本、质疑屈原形象的真实性、否定以知人论世阐释《楚辞》、《九歌》是“宫廷祭歌”、“焚书坑儒”是汉王朝与汉儒生共同制造的传说等等。这些看法,虽然有利于拓宽我们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的认知,但其学术判断的准确性还有待讨论。研究柯马丁“早期中国”文学史并非为了证明孰优孰劣,而是为了深化对中国文学史编撰的认识。同时,反思我国文学史书写的局限,以期在国际文化学术对话中推进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设,为今中国后文学史研究提供新视域、新思路、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