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个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天灾人祸交织纷呈。本文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从社会化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救治情形。1931年大水灾是民国灾荒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创伤和全方位的社会震颤。此次灾害,无论从自然与人为的致因,还是直接的危害与深远的影响,都极具典型性,在民国历次自然灾害中最为显凸。并且此次灾害正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期、裹夹于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其间、纠缠于国共武斗和国民党内部裂晋纷争的困局。在灾害救治中,因其“百年不遇”而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因此有着“解剖麻雀”的标本意义。社会化是贯穿全文的经脉和主干骨,是笔者自我解释的一个中心名词。本文认为,灾害救治社会化,即是随着社会经济力量的发展,国民国家社会意识的增强,在灾害救治中,由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参与,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的动员与交流,特别是民间社会的响应、主动、自觉。民国时期,民间慈善传统的承续、近代经济的发展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大众传媒的强力助推和交通通讯的发展、近代国家思想的播扬与政府的无奈让渡等,使灾害救治社会化的动因与条件初步具备。社会化救灾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制度化的社会设置,政府与民间力量在灾害救治的组织、立法等方面的社会设置是比较健全的。官民合作的救灾理念非常清楚明了。在1931年水灾救治中,采取了特殊的赈灾路径,即官赈义赈化的取向,政府抛却其原有一套赈灾机制,在赈灾方针、赈款筹集、赈灾办法与程序、组织机构、人事任用等方面,全面援用民间义赈、特别是新型民间义赈的机制,使得社会化的立论更有依据、更经得起推敲。灾害救治社会化的资源动员与信息交流是本文的主体内容。社会各界对灾情与灾因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思考,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办法;政府与民间社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救灾人力资源、物力、财力资源的进行全社会的动员;救灾信息资源也得到一定的传播布达;社会化的监督方式,使得救灾的成效得到尽可能的保证。最后,本文对灾害救治社会化进行绩效分析,运用大量具体数据量化分析社会化的成绩与不足;并指出救灾社会化中的困境与异常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财力汲纳的乏力与结构畸偏、外患不断的侵扰、内乱频仍的蹂躏耗损、奢靡的社风等所造成的动力不足和代食品现象、米禁与禁止移境就食、政府权力的扩张与社会空间挤压的冲突等异常问题。结语部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隧道,进行比较对照,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指出两个时期在社会化救灾方面各自的成功之处和缺陷所在,认为解决现今救灾主体的稀缺、救灾物质资源来源的单一化、人力与智力支持网络不够宽阔、监督机制不健全、救灾立法滞后等问题,才是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得出的最好的结论。并且指出,社会化灾害救治是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机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