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是中国汉语成语,也是前现代中国传承给我们的后现代文化价值观。本文借助这个术语来状写和阐释伴生在中国社会主流旁边的一股源远流长的支流,即“同性恋”现象及其生态和心态。在后现代的情形下,与现代时期中追求同质的野心不同,差异不再被看作是将来注定要被消除的一种暂时的累赘或焦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在此处停留,而人的本质似乎存在于普遍分享的、去建设与维护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说的“自我性”(the self)—一即与其他身份不同的身份——的能力之中。多元性不再是一个令人遗憾然而暂时的缺陷,而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特征,向多元性的回归就是向人性的回归。中国“同性恋”人群以其独特的文化日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在后现代多元文化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语境中,“同性恋”文化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的自由空间如何,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以男“同性恋”人群的网络内外生存策略为主题,探讨不同空间与“同性恋”人群性身份／认同构建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同性恋”人群的异性婚姻事实和主体的能动解释。本文以三个视角讨论研究主题：第一,用历史视角梳理中国历史上有关同性性行为的历史文献,以回应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是“同性恋”人群生存的黄金时代的观点；第二,用话语视角分析“异性恋"主流话语与传统大众传媒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而讨论如何看待网络空间中‘同性恋"话语的生成与发展；第三,用空间视角沿着生存策略的线索,探讨不同空间中(如网络、家、社会)“同性恋”人群的性身份/认同构建。文章首先梳理前现代中国的相关文献。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给定同性性行为固定身份,而多将其视为个人品行或嗜好。传统社会发生同性性行为的双方通常在权力结构中具有地位差异,其交往模式模仿和复制男/女二元的性别化分。作为婚姻家庭之外的非生殖性性行为,其功能以“娱乐"或嗜好为主,或可谓男性友谊的变体。随后几章,笔者以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对“同性恋”人群的误解和焦虑为切入点,分析“同性恋"人群在不同空间中所采用的生存策略。‘同性恋"人群在现代国民文化建构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刻板印象”难以消除,社会大众对其缺乏了解和承认。在“污名化"和“强制异性恋"的记忆和想象中,“同性恋”人群借助迅速流行的网络“异质空间”对个体和集体的性身份/认同进行了“狂欢式”的构建。网络不仅促成了“同性恋"群体的边界,也为“同性恋”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以情欲为目的的性别表演和交往活动,也导致“同性恋”群体内部分化。网络空间如同“通过仪式”中的“阈限阶段”,“同性恋”人群在发泄被长期压抑的不满和情欲之后又回到现实社会,而并没有对旧有的社会结构做有效抗争。这反而巩固了“异性恋"排他机制的合法性。离开网络,面对社会要求其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家庭责任时,男“同性恋”人群通常选择与异性结婚作为策略,表演“异性恋”的身份/认同。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现代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压缩和限制了“同性恋”人群生存的拓展空间。新兴网络媒介虽然以其“异质空间”特征迎合了“同性恋”人群构建身份/认同的需求,但也消解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对群体权利的诉求和抗争。在不同空间中转换的生存策略,增加了“同性恋”人群集体意识的瓦解因素,从而降低了“同性恋”在网络空间内外组成西方式“同性恋”运动的可能。本文的结论是：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同性恋”仍将持续其“模糊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