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到现在已经37年有余。年过花甲的他依然终年笔耕不辍,屡创佳作。他长期驻扎在处于边疆的现实主义纯文学阵地,恪守着自己高“含心量”“贴着人物写”的创作原则。都说刘庆邦的小说题材只有两种,一种是平原农村,一种是地下矿井。他更愿意把煤矿小说说成生活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地下深处,更是在表现人的心灵深处。人的精神维度是纵向的,刘庆邦正式采用打矿井的方式,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他写的不只是平原农村和井下煤矿,而是生活的表层和深处,是农民精神世界的表层和深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所有东西都在融进金钱体系,农耕文明渐趋衰微,处在农村的人,纷纷逃离,他们逃向煤矿、城市和远方。随着刘庆邦创作风格,创作题材和人物塑造的渐趋稳定,他的作品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创作模式。这三种模式包括:情节模式上的“逃离模式”,人物设置上的正反对立,结构模式上的反“大团圆”结局。这三种模式支撑着刘庆邦的艺术世界,也包含着他独特的文化诉求。梳理刘庆邦小说中的创作模式,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刘庆邦独特的创作视野和积极的当下意义。本文主要论述刘庆邦小说中的创作模式及其文化功能。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介绍刘庆邦创作的研究现状,同时对“创作模式”概念进行文本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本文对“创作模式”的定义。正文部分以刘庆邦小说的三种创作模式为框架,探讨这三种模式在刘庆邦创作中的文化功能。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情节的“逃离模式”。结合刘庆邦的小说文本,分析了刘庆邦的逃离模式,逃离模式的表现,逃离模式中的反思,以及逃离模式的文化诉求。第二章,人物设置的正反对立模式。这一章详细分析了其作品人物设置模式:人物正反对立设置模式的表现;正反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的文化诉求。第三章,结尾的反“大团圆”模式。结尾的反“大团圆”是刘庆邦作品的一大结构特色,在这一章详细分析了结尾的反“大团圆”模式的表现及其文化诉求。第四章,刘庆邦创作模式的局限。他的小说创作当中存在着“雷同”现象,人物性格扁平化和过于强调“直接经验”和纪实性所造成的现实悲剧的挪用现象的创作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