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认定问题一直在立法、司法和学界颇有争议。立法大致经历了从认为越权行为有效到原则上无效,最终到原则上有效的发展趋势。由于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着力回应司法裁判争议,确定代表权限限制路径,对越权担保的效力作善意和恶意之分,同时对善意的标准进行比较明确的规定,因此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对非善意的效力模式、相关条文之间的适用顺序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周延性。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性质,存在效力性强制规范、管理性强制规范和权限性规范不同观点。担保事项属于不属于公司的一般业务范围,具有特殊性。法定代表人进行担保时必须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决议对其授权,《公司法》第十六条是一种赋权性的规范,不是效力性强制规定。违反《公司法》第16条不会直接导致担保行为无效,该条只是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进行法定限制,因此理应认为是权限性规范。对于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存在实质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义务和合理审查义务分歧。对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不应流于形式,但不能苛责相对人承担过重的审查义务,因此其审查标准为合理审查。相对人的审查对象不限于公司决议,还应当包括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担保有效,认定相对人为善意;相对人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此时应认定为效力待定状态,需要公司追认,未经公司追认,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即《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的不周延性可通过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确定相关条文适用顺序,寻求公司内部救济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