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费尔巴哈严谨缜密的逻辑结构为主线,梳理了其从市民刑罚概念的构筑到心理强制说的提出、再到确定刑罚法规中法律威慑思想的确立直至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整个推论过程,阐释了费尔巴哈把客观的、外部的行为作为处罚的对象,排除情操的介入,把法律置于可罚性的绝对根据之中,摈弃道德性刑罚或道德性原理,通过把法官约束在法律之中的方式排斥了法官的恣意专断,又强调法律的威慑,创立心理强制说,从而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思想。并且从契约理论及自然法理念两方面阐述了费尔巴哈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根基,揭示了其一方面以批判哲学为立足点,倾注全力证明理性法的先天存在,强调理性和自由,大力宣扬通过理性来达到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又以卢梭的契约论学说和市民社会概念为基调,创立了一套三段式(市民契约——服从契约——宪法)的契约模式,批判了启蒙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君主制,展开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反论,为确立市民刑罚概念和确定刑罚法规概念,为攻击专制擅断、恣意专断这些非理性、非形式性做法,进而推定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奠定了基础。文章还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罪刑法定主义的历史意义。通过深入刑法近代化的背景,阐述了刑法近代化的含义,归纳出刑法的近代化必须是指一种法治国刑法从根基上对支撑封建绝对主义、支撑警察国家刑法的现实颠覆,并总结了刑法近代化的特质包括: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区分,罪与恶、罚与德冲突的解决;人权保障;形式合理性。进而,从罪刑法定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费尔巴哈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刑法近代化特质的契合看费尔巴哈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近代意义,得出其确实是推进刑法近代化的决定性力量,闪烁着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光芒。且探究了费尔巴哈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与挑战,从人权保障的单一价值选择到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双重价值并重、从单纯强调形式合理性到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