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一系列的增长奇迹,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飞速增长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要素投入、粗放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污染源迅速增加,资源的消耗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与此同时,全球目前爆发出的气候变暖、能源危机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也凸显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节约的重要性。伴随着我国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对我国生态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在目前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背景之下,更加需要有针对性的举措提出,来破解环境和资源危机,破解资源性约束,在全球能源变革之中引领资源革命,实现绿色发展,实现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因此,本文选择了生态效率问题进行研究,期望通过提高生态效率来保障资源安全,更好的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本文以省为研究单元,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省际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对生态效率等概念及理论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从投入产出角度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模型进行了测算分析。在所得生态效率值的基础之上,从空间分布、空间差异和空间自相关三个方面对于生态效率进行了时空分析,对影响生态效率的因素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最后对我国生态效率如何提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与建议。生态效率测算的静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变化。平均来看,全国生态效率均值为0.701,具有生态非有效,2017年之前我国生态效率曲折下降,2017之后生态效率开始缓慢上升。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始终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中部地区由生态效率落后于西部地区到近几年的逐渐赶超,形成了目前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由大到小的生态格局;动态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生态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但山于我国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存在欠缺,使得技术效率常年小于1。时空分析的结果表明,空间分布由2000年的西北-东南向生态效率高于两侧到随时间变化演变为2020年的高生态效率集聚于我国沿海和长三角沿岸地区,经历了重心由北向南的转变。空间差异显示我国地区间生态效率拉大,除中部地区外,东部、西部和东北部区域内生态效率差异也都在拉大,并从空间差异的贡献率分解来看,区域间差异相比较区域内差异来说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目前区域内差异仍是最为主要的差异来源。从特征和影响因素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效率二者之间呈U型特征。城镇化率、对外开放度和由万元GDP能耗水平所表示的技术水平都对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虽未对本地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于周边地区都表现出了显著作用。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生态效率测算体系中加入生态资本,以使生态效率同时反映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拓展生态效率内涵;所使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方法,解决了当DMU效率为1时不可继续比较的问题,并在模型中构建同一生产前沿面使生态效率跨期可比,更为完整的反映产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大小。同时,也避免了单一指标测算可能导致的片面性。此外,本文综合考虑省份之间的经济与地理空间因素,依靠各区域间地理和经济两方面的空间依赖性来构建经济地理矩阵,将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与经济地理矩阵下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结合,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使得所得结果更为贴近现实情况,丰富和完善现有关于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尽管生态效率并非是一个全新话题,但是,本文研究也有一些新发现,比如,地区生态效率的变动与技术进步或相关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从差异来源来看,在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逐渐缩小的同时,区域间差异正逐渐成为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生态效率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依赖性日益显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效率二者具有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于生态效率具有正向效应。而且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地区生态效率也存在相关性。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各区域生态效率的政策制定和提升路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