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劳动力市场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助力作用也逐渐消失殆尽,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社会抚养压力增大、劳动力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生育政策和劳动市场制度相继做出调整。具体来看,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生育条件不断放宽,这意味着家庭照料需求也会有所增加,由于我国社会公共托幼资源较为匮乏,托幼成本较高,隔代照料将成为大多数年轻父母的首要选择。而在中老年人劳动市场制度方面,2021年3月“延迟退休”制度正式推行,其试图通过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最大化利用老龄社会中的人力资源,来实现人口红利的二次激活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可以推测未来大多数中老年人很可能会面临隔代照料与劳动供给的双重压力,如何化解中老年人劳动供给与儿童照料之间的矛盾,实现中老年人“工作一家庭”平衡成为一个需要迫切探讨的问题。在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围绕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和探究。首先,对解释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理论进行阐述与分析,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其次,分别对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现状和发展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接着,构建基于工具变量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隔代照料影响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方向和程度进行测度,同时,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分别从性别、城乡、年龄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在各个子样本中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最后,将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中介效应模型,以期从代际交换角度对内在机制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隔代照料显著降低了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使中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下降21.7%,劳动时长减少约15小时,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利用照料强度对隔代照料变量做出进一步界定,结论较为一致;（2）农村中老年群体呈现隔代照料与劳动供给兼顾的状态,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大量劳动力外移的现实下,中老年人不得不在照料孙子女的同时兼顾劳动生产以维持生活;（3）养老支持的获得是隔代照料影响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内在机制,对城镇中老年人来说,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子女的照料支持更能使其感受到养老保障,故照料支持的中介效应较强;而对于农村中老年人来说,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匮乏,农业劳动经济回报率低,大多数中老年人生活较为贫困,相比于照料支持,经济支持的中介效应较大。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工作及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构建基于工具变量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以精准识别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2）注重考察隔代照料对城乡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差异,进而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3）试图从代际交换视角分析隔代照料影响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内在机制,为进一步破解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阻碍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