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得城市中的土地更显珍贵。许多城市制定发展规划时,要求原城区中的工厂和企业迁入工业集中区。这些措施实施后,对改善当地城市人居环境、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对场区土壤造成污染。企业搬迁后,城区中留下了大量严重污染的土地,将会对当地环境产生长期的影响。鉴于此情,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近几年来不断要求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和修复,并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开展污染场地再利用的环境风险评估”,并且“禁止未经评估和无害化治理的污染场地进行土地流转和开发利用”。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正式纳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范畴。基于人体健康的场地风险评价是指在场地开发之前,对存在于场地中污染物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风险进行评价,以保证人体健康为目的确定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健康风险评价理念在场地管理中的引入,很好地克服了传统环境标准治理模式仅针对污染物的共性,而使得治理目标要求过高导致治理费用高昂、治理周期漫长等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基于环境标准的评价和治理模式,健康风险评价模式有其广泛的优越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先后建立了适合本国实际的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体系,指导场地管理和修复。本文首先对污染场地的概念进行确定,分析和阐述了实施场地健康风险评价的优越性和健康风险评价的基础理论。其次,从模型概念、污染物迁移模型、相关特征参数和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等方面,对美国《超级基金场地风险评价指南》RAGS模型、美国测试与材料协会RBCA模型、荷兰CSOIL2000模型及英国CLEA模型进行阐述、比较和分析。然后以RAGS和RBCA模型为基础,构建了我国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的技术构架,并确立了制定场地修复目标值的方法。同时,根据我国相关数据和资料,对模型中的部分参数加以修正。应用文中建立的方法,以典型有机污染场地和重金属污染场地为例,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和健康风险评价,确定场地的修复目标,并模拟雨水对修复后的土壤淋溶,验证修复目标的合理性。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对污染场地进行了定义：因堆积、储存、处理、处置或其他方式(如迁移)承载了危害物质的,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危害,或具有潜在风险的区域,并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某一地块内一定深度的土壤和地下水。从人体摄取污染物质的机制与剂量、化学物质毒性和污染物摄取量与人体不良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健康风险评价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健康风险评价的优点：就评价对象而言,主要是对支配土地利用的人类,评价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针对性强；评价范围可以是具有完整生态系统的片区,也可以是具有特定用途的地块,灵活性较强；研究时间长,技术理论和方法标准比较完善,评价结果准确程度较高。(2)论文阐述了4种国外认可程度较高的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并分析了模型之间的差异。模型之间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暴露途径的设定：①经口摄入途径,RAGS和RBCA模型综合考虑了土壤经口摄入量,CSOIL和CLEA模型则分室内、室外两种情况；②皮肤接触途径,RBCA和CLEA模型考虑了室外接触土壤,RAGS模型还考虑了游泳时接触污染地表水的情况,CSOIL模型则考虑洗澡时接触污染洗澡水也会产生暴露；③吸入土壤颗粒,CLEA和CSOIL模型综合考虑了室外和室内吸入土壤颗粒的情况,而RAGS和RBCA模型只考虑室外暴露的情况；④饮水暴露途径,CSOIL模型综合考虑了饮用污染的水所产生的暴露,RAGS模型更细分为地下水和地表水,RBCA模型则只考虑污染地下水被饮用时的情况,CLEA模型则未涉及；⑤吸入污染物蒸气是挥发性物质重要的暴露途径,RAGS、 RBCA和CLEA模型不仅考虑了室内和室外两种情景,更细分了污染物在表层土、深层土和地下水中挥发的情况,CSOIL模型还特别考虑了洗澡时吸入水中污染物这一路径；⑥饮食途径暴露,除RBCA模型未考虑该暴露途径,RAGS、CLEA和CSOIL模型都考虑了该途径,而RAGS模型同时包括食用植物和鱼类；⑦土壤和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水的淋溶作用进入地下水,从而引起污染,RAGS模型考虑了污染物垂直淋溶进入地下水,而RBCA模型还考虑了侧向迁移的情况,由于地下水风险评价另有技术规范,CLEA和CSOIL模型则都未涉及。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是动力学模型的不同,主要涉及的动力学过程是土壤颗粒的挥发及污染物蒸汽的迁移。文中的模型都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RAGS、RBCA和CLEA模型在土壤颗粒的挥发分析中使用的是基于场地地理环境及气象条件的实地扩散系数(Q/C);对于污染物蒸汽的迁移模块中则使用了Johnson&Ettinger模型进行分析。由于CSOIL模型默认了理想状态下的土壤参数值,在对土壤颗粒的挥发分析中,使用了受体导向的TSP浓度值来计算暴露量；而污染物蒸汽的迁移模块采用了基于逸度概念的Volasoil模型进行分析。Johnson&Ettinger模型和Volasoil模型的原理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①三相平衡计算原理差异；②室外挥发模型中室外暴露浓度分布假定不同；③室内挥发模型中对于建筑物结构和运移过程分解不同。暴露参数的差异是引起评价结果差异的第三个因素。由于各国土地利用类型和污染场地产生的时间并不一致,因此,对于暴露场景和周期的考虑也不同。荷兰CSOIL模型将人群暴露划分为7种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场景,敏感受体都是成人与儿童,危害周期则考虑终生70年,其中儿童暴露期为6年,成人为64年,并且不同季节的暴露情况是不同的。英国CLEA模型将暴露情景划分为3类,关注的敏感受体为女孩和成年女性,并将1-16岁中的每一年为一个暴露期,16-59岁和60-70岁分别为两个暴露期。美国的RAGS和RBCA模型在大体上将暴露情景分为住宅和非住宅两类,危害周期分致癌和非致癌考虑,致癌风险考虑终身70年危害效应,非致癌危害考虑暴露期30年内的危害,其中儿童6年,成人24年。污染场地情势和人口分布密度对场地风险水平的设定具有很大影响。美国RAGS和RBCA模型明确将污染物的危害分为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以日均单位体重摄入量和致癌斜率因子的乘积表示致癌风险CR,推荐使用10-6为单一污染物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并且以10-4为累积致癌风险水平；以日均单位体重摄入量与慢性参考剂量的比值表示非致癌危害HQ,可接受非致癌风险水平以1为标准来衡量。荷兰CSOIL模型使用日均暴露量与最大可允许日均暴露量(MPR)的比值(Risk)来评价场地污染物的危害程度,当Risk≤1,说明风险是可接受的；当Risk>1,说明污染场地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MPR在制定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化学物质的致癌效应和非致癌危害,对于非致癌危害也是以1为标准,致癌效应则以10-4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英国CLEA模型的风险表征与CSOIL模型类似,以日均暴露量与健康标准值(HCV)进行比较,使用1作为判别风险的标准。HCV同样也考虑化学物质的致癌效应和非致癌危害,但致癌效应是以10-5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作为基准。(3)借鉴美国RAGS和RBCA模型所建立的系统的方法、技术和标准,构建我国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技术框架。在此过程中,首先考虑我国污染场地的情况,将场地分为住宅用地、公共用地和工商业用地,其中住宅用地还考虑我国农村住宅的特征,分为城区和乡村两类。在对暴露途径的分析中,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给予考虑,除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吸入污染物蒸汽一般暴露途径,还特别考虑饮用污染的地下水和使用污染土地上的作物两个暴露途径。对于污染物的迁移分析模型,选择了压差驱动流情景下Johnson&Ettinger模型,并考虑了土壤污染物随雨水淋溶进入地下水的情景。基于现有的场地风险评价参数资料,对情景暴露参数、人体暴露参数、场地特征参数、建筑物参数、土壤与地下水参数按照不同用地方式进行了本土化的修正。在场地风险表征中,将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分为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并分析了风险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建议以敏感性分析法来进行定量分析。在制定修复目标时,参照了美国环保局的方法,即以污染物引起的致癌风险为10-6时的浓度值与非致癌风险等于1时的浓度之间的倍数关系来确定。(4)论文以即将作为住宅社区开发的某省会城市炼油厂退役场地为目标,对场地环境开展调查。以美国环境保护局9区场地通用筛选值作为评价依据,识别出场地主要的污染物是土壤中的苯并[a]蒽和苯并[a]芘,二者的浓度范围分别为0.07-24.83mg/kg和0.13～4.91mg/kg,样品中超过对应标准的数量占总数的42.4%和37.9%。确定场地上敏感人群主要的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和吸入土壤中的污染物蒸汽。根据污染物相关毒性数据的检索,从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两方面进行风险值的计算,苯并[a]蒽的致癌风险为6.6E-05,非致癌危害为6.87,苯并[a]芘分别为13.03E-05和19.08,超过了单一物质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10-6和非致癌风险水平1,而场地累积风险则达到了19.63E-05和28.95。以10-6和1作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来推导两种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确定苯并[a]蒽的修复目标值为0.34mg/kg,苯并[a]芘为0.032mg/kg。论文对中南地区某化工厂污染场地开展了健康风险评价。将场地环境监测结果与相关标准进行比较,场地土壤中锑污染较为普遍,最高浓度达到1262.7mg/kg,远高于风险筛选值31mg/kg,并有54%的测试土样超过该标准,主要集中在3m以上的地层中。根据场地未来的建设规划,确定了敏感人群为儿童和成人,所考虑的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检索现有锑的环境生物危害效应研究成果,锑被认为是“可能的人类致癌物,没有人类数据,动物致癌证据也有限的物质”。据此,对锑造成的非致癌危害进行评估,结果为：场地的代表性风险18.8,极端风险65.65,平均风险4.94,均超过1。以场地中锑的所有浓度值的95%置信区间的上限值作为污染物的代表性浓度,计算出了基于非致癌危害为1时,场地的修复目标值为19.3mg/kg,低于美国环保局9区初步修复目标值31mg/kg,但高于我国《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A级标准12mg/kg。对依据论文建立的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技术模型计算确定的场地修复目标设计淋溶实验行验证。实验配制了修复后的模拟场地土壤,以修复目标19.3mg/kg作为土壤污染物浓度值。以当地雨水中物质的浓度比例,按照pH分别为3.0、4.0、4.9、5.6和7.0的情况模拟雨水淋溶,以3-7天为间隔收集淋出液,共进行45天,淋出液中锑的浓度范围为3.0-7.1μg/L,优于场地地下水所执行的环境标准,进一步说明论文研究内容的具有实际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