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市场化改革重塑了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化时政类传媒在市场和职业理想的驱动下,表现出公共性特征。传媒公共性的内涵丰富,难以形成统一的定义。从狭义上,传媒公共性表现为传媒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机关之间进行交流、辩论,对社会运行发挥着一种批判功能,通过表达个人倾向、愿望和意见,使公众批判变成公众舆论,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公共管理的实施。我国对于传媒公共性研究成果颇丰,但从总体上,一方面,理论研究局限于学理层面的思考,缺乏现实的、实践的考量,难以回答现实困境。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关注个别媒体的新闻公共性生产过程,缺乏对于公共性理论的深切回应和思考,实证研究难以在传媒公共性理论上作出突破和超越。本文力求从《南风窗》出发,将传媒公共性建构问题置于宏观的视野下加以审视。一方面,从新闻业务层面,正面回应传媒在建构公共性过程中的问题和难点,具体、生动的呈现传媒建构公共性的新闻实践过程；另一方面,本文把新闻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试图丰富传媒公共性研究的视野和理论资源,为传媒公共性建构作出反思。本文并没有将论文重点放在阐释何为传媒公共性,而是关注在中国复杂的现实语境下,传媒何以建构公共性,怎样建构公共性的问题。笔者试图提出,在中国,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公共性理论与传媒公共性建构存在适应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正视权力博弈中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从而探索一条务实的、可行的传媒公共性建构路径。因此,笔者提出传媒建构有限公共性的问题,认为在新闻实践中,传媒是在妥协中实现公共性,是有限制的公共性。如何在有限公共性建构中,生成中国传媒的公共性,是笔者试图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本文主要分以下几部分：传媒的公共性在内容、主题和报道方式上的表现,是《南风窗》长期积累的、融入到期刊内部的关于如何实现公共性的业务操作理念。本文通过了解从业者建构公共性的新闻编辑理念和操作理念,探寻《南风窗》在建构公共性过程中,组织内部对报道的选题定位、报道方式的选择。研究发现,《南风窗》在选题上侧重于社会改革、发展和民生类的严肃性主题,从业者将《南风窗》定位为关注社会改革大事,推动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完善。《南风窗》并没有以揭露、曝光的调查性报道为主,体现与同类媒体在主题上的差异化竞争。在报道方式上,《南风窗》追求对突发新闻事件的主题升华,报道重心移至新闻事件背后的社会性根源和矛盾,并强调观点的深度、厚度和角度。这一报道方式反映《南风窗》在追求公共性过程中不仅关注热点事件,更力求使报道触及社会问题实质,推动相关决策者从根源上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希望报道使决策者和普通公众在观念和知识上受到启发。传媒的公共性是与传媒民主功能、从业者民主角色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媒的公共性体现在信息服务、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在政治国家中,传媒追求公共性的运行机制和政治功能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深入讨论。研究发现,《南风窗》的定位在于充当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桥梁,传媒的属性不仅仅是舆论监督功能,还有一个沟通公共意见的信息平台的功能。《南风窗》不仅成为公众、政府论辩公共政策的公共空间；而且体现出构筑一种平等协商的关系,让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对话,而不同于纷争和争斗。《南风窗》政治功能在于培育公民文化,形成“既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诉求,但又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不激愤”的公民涵养；促进各阶层之间沟通、交流和理解,起到缓解隔膜、消除误解和偏见的作用。在传媒追求公共性价值取向下,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的控制和影响。传媒与党政宣传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碰撞和摩擦时有发生,外部市场、读者和各种资本力量也会对传媒的公共性进行干预。本文试图探求《南风窗》建构公共性过程中,新闻生产的外部环境、杂志的生存状况、外部因素在新闻报道中的渗透和影响,以展现《南风窗》建构公共性的现实制约。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对外部控制予以呈现。政治控制导致《南风窗》展开顺从、抵触与折衷妥协的博弈过程。资本力量对《南风窗》亦有控制,不过,总体而言,《南风窗》从业者更重视杂志的公信力和市场认同。同时,《南风窗》很多从业者有着较重的学者气质,从而与普通大众审美观之间存在差距,读者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导致杂志内部存在学院派与记者派之间的争论、博弈,使得杂志在市场化与精英化之间摇摆。一般而言,在政治控制的作用下《南风窗》会能动的调整和适应,以为杂志追求公共性拓展更多的话语空间。本文试图从《南风窗》从业者的基本政治态度、新闻操作两个方面,了解《南风窗》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的。首先是《南风窗》如何看待自己与政府关系的问题。在国家主义理论中,传媒的公共性是以维护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中,传媒是以抑制政府,分散制衡的立场来看待与政府的关系。《南风窗》走的是政治宣传与分权制衡之外的第三条路。它的政治态度可以用保持独立和尊重对方进行概括。《南风窗》在批评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强调不激化矛盾和纷争,达致相互的理解和认同,表现出温和的改良者形象。笔者在此借鉴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认为《南风窗》的政治态度具有批评性和主体间性的特点,致力于寻求与公共权力保持距离、相互尊重、寻求理解的主体间关系。同时,编辑部过滤政治风险的操作方式表现：注重建设性姿态、不发表偏激的观点以及平和、理性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