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移民移居、跨境婚姻、跨境工作、跨境投资等现象更为常见,部分中国家庭呈现出家庭成员国籍多元化与家庭财产分布全球化的特征,随之而来的涉外遗嘱继承问题屡见不鲜。各国有关遗嘱形式与实质效力的法律规定大相径庭,难免产生法律冲突。因此,需要利用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相较于我国以往的立法规定,我国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遗嘱继承问题上有了显著发展,明确采取同一制原则,并分别规定遗嘱方式和遗嘱效力两方面的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增强了法律适用的明确性与灵活性。但是,通过相关案例考察《法律适用法》第32条、第33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情况可以发现,我国遗嘱继承法律适用规则的适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具有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不同连结点之间的选择适用依据不明确以及遗嘱人经常居所地法的解释模糊不清;二是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未贯彻遗嘱优遇原则,主要表现为立法上不动产所在地法的缺乏以及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结果导向的偏离。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之处,另一方面在于司法实践中法官适用冲突规范时没有作出合理、充分的法律解释。为更好地应对愈加纷繁复杂的涉外遗嘱继承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遗嘱继承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遗嘱效力方面,一方面,我国应结合遗嘱继承的实体法本质,明确属人连结点的选择适用依据。在遗嘱继承实体法以尊重遗嘱人意愿为主要原则这一价值导向下,我国应以尊重遗嘱人意愿为主要依据,适用《法律适用法》第33条规定的四种属人法中最符合遗嘱人意愿的法律;另一方面,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明确解释遗嘱人经常居所地,以“当事人现时利益重心地”为导向,将“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时间标准与“生活中心”标准作为相互参考的因素,加强说理,提高裁判用语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与此同时,立法的完善与法律解释相辅相成,在遗嘱效力问题上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即允许当事人选择准据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但为了避免当事人恶意规避法律,应对选法主体、方式、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合理限制,且当事人的选法不得违背有关强制性规则与公共秩序。遗嘱方式方面,首先,应明确《法律适用法》第32条所体现的遗嘱优遇原则的内涵,明确以“尽量使遗嘱方式有效”为结果导向适用法律。结果导向规则的适用不宜像一般冲突规范的适用顺序那样,先通过适用连结点确定一个准据法,再根据有关准据法认定遗嘱方式的效力,而要根据条文所列连结点指向的法律逐一判断遗嘱方式有效性;其次,在遗嘱方式法律适用规则中引入不动产所在地法有助于更全面地贯彻遗嘱优遇原则,进一步提高遗嘱方式有效的可能性,更完整地保障遗嘱人遗嘱意愿与继承人继承利益。不动产所在地连结点只能作为与其他现有连结点同等效力的连结点,而不具有优先适用效力,以避免造成实质上的法律适用的“分割”。随着公民个人财富的积累与法律意识的增强,遗嘱继承作为重要的财产继承方式之一愈加受到人们的关注。遗嘱继承不仅关系到家族财产的有序流动,更关系到家族关系的和谐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我国应重视对遗嘱继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遗嘱继承制度的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从国际私法层面来看,完善遗嘱继承法律适用规则,尽量平衡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确定性,对实现遗嘱继承领域的实质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