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法院相继受理了一批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消费公益诉讼案件。由于法律只对有权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进行了明确,并未对该制度进行完整的设定,尤其是没有明确惩罚性赔偿金该如何确定。立法的缺失带来实践的困惑,当相关主体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主张惩罚性赔偿金时,为确定赔偿金的数额,无不采用消费者个人多倍赔偿之诉中,赔偿金的确定方法。消费者个人在多倍赔偿之诉中主张的赔偿金数额,远远超过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因为消费者个人提起的多倍赔偿之诉,在客观上起到了救济公共利益的效果,需要进行奖励,所以其受领超额赔偿,具有正当性。为使消费公益诉讼制度更为健全,在实践中能够起到救济受损公共利益的目的,有必要对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方式进行明确。我国主要通过公权力的行使,来起到惩戒侵权者的效果,民法主要起填平损失的作用,因公权力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不作为,消费公益诉讼应当发挥惩罚侵权者的作用。要确定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首先应明确该赔偿金的构成,本文将该赔偿金的构成按作用不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起补偿损失作用的赔偿金;另一部分,是起惩罚侵权者作用的赔偿金。在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构成之后,本文提出对不同部分的赔偿金,采用不同的确定方式。对发挥补偿作用的赔偿金而言,消费者的损失就是该赔偿金的数额;对发挥惩罚作用的赔偿金而言,需借鉴消费者个人多倍赔偿之诉中,赔偿金的确定方式,即对核算基数进行一定倍数的扩充。在确定核算基数与扩充倍数时,应当以能够客观确定的数值作为核算基数,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判断的形式确定扩大倍数。本文主张以侵权者的侵权收益作为核算基数,与销售额作为核算基数相比,因确定扩大倍数时需引入主观判断,以侵权收益作为核算基数,更能控制该部分赔偿金对侵权者而言所具有的惩罚性。本文主张在确定扩大倍数时引入主观判断,但要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即明确主观判断时需考虑的因素,并主张为使扩大倍数的确定标准尽可能一致,应当通过指导案例来规范扩大倍数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