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89-1837)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他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奠基人、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创建者,被称为“一切开端的开端”。他的创作奠定了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宣告了它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优秀作家,他因此被称为“近代俄国文学之父”在小说《驿站长》中普希金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小人物”形象——维林,由此开启了俄罗斯文学史中描写“小人物”生活状态、关注“小人物”命运的优良传统。近年来,伴随着俄罗斯文学中“宗教热”和普希金研究的回归普希金创作中对宗教题材、典故、人物形象的应用也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浪子回头”的典故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普希金在创作《驿站长》中也运用了这一典故,并且给出了新的阐释。本文采用细读的方法从宗教批评的角度分析、阐释《驿站长》中普希金对“浪子回头”典故的应用,通过对“浪子回头”的典故和小说主人公命运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普希金时期宗教对普通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仍有重大的影响,坚守宗教传统的维林的悲剧命运和离家出走的杜妮娅的幸福结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揭示了19世纪初期俄国全面世俗化社会背景下宗教思想的持久影响。本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从总体上论述了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并且简要介绍了普希金及其小说《驿站长》,指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分析普希金小说《驿站长》中对“浪子回头”典故的应用以及这一典故体现出的文化含义。第二章详细地介绍了普希金与宗教的关系,并通过分析学者们对《驿站长》的研究总结出关于《驿站长》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驿站长维林可怜,作为一名驿站长,他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作为一个父亲他全心全意地爱自己女儿,而杜妮娅在父亲和爱情之间选择了爱情,抛弃了父亲,她的出走是维林惨死的主要原因,她和明斯基弃维林于不顾,他们是自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维林无视女儿对爱情的渴望,怀疑明斯基对杜妮娅的爱,认定明斯基作为贵族浪荡公子早晚会抛弃杜妮娅,因而尽其所能地要找回杜妮娅,这说明了维林的自私,而杜妮娅有选择自己的个人生活道路和幸福的权利,明斯基对杜妮娅的爱是真挚的,他让杜妮娅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两种论点中都很少淡及小说中对圣经“浪子回头”典故的应用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含义。第三章是论文的主要部分,集中分析小说《驿站长》中的“浪子”原型并阐释这一原型的文化内涵,指出在小说中驿站长维林将自己离家出走的女儿视为“迷途的羔羊”,而将自己视为“浪子回头”典故中的老者,认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就是将自己的女儿“迷途的羔羊”找回并接受她的忏悔进而原谅她。然而,通过对维林和老者、杜妮娅和迷途浪子的对比分析,我们看到维林并不是老者,他无视女儿对爱情的向往和明斯基爱情的真挚,盲目地想把女儿留在身边,体现了他的自私,而杜妮娅也并不是“迷途的羔羊”,她在出走后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明斯基在小说中扮演了一个诱惑者的角色,但是他对杜妮娅真挚的爱使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杜妮娅的幸福结局减弱了小说的悲剧气氛,同时也超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小说中对“浪子回头”典故的运用说明了在普希金时期基督教教义对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仍有重大影响,小说中社会底层的别尔金和维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说明了在俄罗斯广泛接受西欧文学、上层社会欧化的时代背景下,普通人仍保持了俄罗斯人的虔诚,但是现实生活中维林的惨死和杜妮娅的幸福结局又说明了俄罗斯宗教文学的世俗化和新时期年轻人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第四章为结论部分,对论文中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普希金在小说中给出了“浪子回头”典故的另一种阐释,《圣经》中的“浪子回头”的典故与现实中的维林一家的遭遇构成互文,维林盲目的担忧导致其死亡,这与杜妮娅的幸福构成对比,而女儿出走后的美好生活又与典故中浪子的悲惨遭遇构成对比,浪子最终领悟了生活的真理,回到了家中向老父亲忏悔,而杜妮娅和明斯基自私地弃老站长于不顾,杜妮娅最终只能在老父的墓前忏悔。同时指出对小说中“浪子回头”这一基督教典故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普希金的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