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法律制度源于域外,并在国外的社会治理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打击职务犯罪领域和反腐败领域都已经有所涉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文亮医生的遭遇,也引发公众对“吹哨人”的关注。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吹哨人”法律制度,因此在实践中,对于吹哨行为的认定,“吹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吹哨人”的法律保护和法律救济,吹哨信息的受理都处在摸索阶段。我国很多学者将吹哨翻译为检举、告发或者举报,根据不同学者的理解以及在不同学科背景下含义也有所偏差。但无论是哪种翻译方式,其行为方式都是一致的,即向有关机构报告。因此出于何种目的,报告何种信息至关重要。如果出于个人利益向上级或有关机关报告私下言论和行为,则属于告密;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向上级或者有关机关报告违法违规的行为,则应当属于吹哨。也不能将吹哨行为等同于举报行为,虽然二者都具有将自身掌握的违法违规线索披露出来的行为表现,但由于身份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法律地位。“吹哨人”身份具有内部性,举报人身份不具有内部性,导致二者面临的法律风险也是不同的。对于“吹哨人”法律制度属于何种部门法,不同学者之间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有的学者主张采用劳动法予以规制,但劳动关系是一种私益关系,此种规制则将公共利益排除在外。有的学者认为用民法来规范“吹哨人”制度,此种规制将公民作为政府的代表人,采用公益讼诉的方式来行使吹哨权利。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采用行政法来规制“吹哨人”制度,使公民与政府形成多元合作,公民既能够充分行使权利,也使得行政机关在监管过程中能够减少人力物力。纵观国外成熟的“吹哨人”法律制度,为政府的社会监管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国在本土化改造中将“吹哨人”法律制度纳入行政法部门中是可行的。通过梳理各地政府相继在各个领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有的文件直接以“吹哨人”法律制度命名,有的则以有奖举报命名,这些试点工作为日后建立我国成熟系统的“吹哨人”法律制度具有充分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这些省市没有把握制度内涵,相关规范性文件层级较低,忽视了社会宣传效果,再加上政府的运动式执法,使得该项制度收效甚微。将“吹哨人”法律制度纳入到行政法领域,作为政府监管的重要手段,以共建共享共治理论、公民治理和言论自由为指引,不断完善我国“吹哨人”法律制度。使“吹哨人”法律制度能够满足政府监管和防范风险的现实需求,行使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以及强化市场经济重要主体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吹哨人”法律制度之所以在我国发展缓慢,是因为当下缺乏系统的立法安排作为指引,这使得制度运行陷入无法可依的状态。在各地试点过程中,不难发现,由于行政机关对于吹哨法律主体把握不到位,使得发行的规范性文件并不能很好的付诸实践。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的“吹哨人”救济保护措施,使得公民对于吹哨行为存在后顾之忧;激励条款在实体或者程序上的缺失,使得其并不能实践操作,原本应当起正向积极作用的措施也变成了制度运行的桎梏。对于“吹哨人”法律制度的域外考察,重点选取了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四个国家。四国通过颁布不同形式的法案,形成了模式不同的法律制度,美国采用联邦和各州并行的模式,英国采用内部吹哨优先的模式,日本采用内部吹哨与外部吹哨兼顾的模式,韩国采用由专门领域逐步扩展的模式。“吹哨人”法律制度在本土化改造过程中,以现存试点各领域的“吹哨人”法律制度作为基础,吸收借鉴域外成熟的法律实践经验。以立法推动制度完善,因此提高法律层级建构系统的“吹哨人”法律体系是重要的一环,除此之外,还应该明确“吹哨人”法律主体,设置吹哨信息准入门槛,细化吹哨行为激励条款,设立吹哨信息受理机构,建立“吹哨人”法律保护机制。最后,加强法律宣传,改善社会伦理文化,为法律制度的推行创造有利的社会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