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的不断推进,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村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条件、思想意识以及行为活动等诸多方面都随之发生改变。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逐渐深化加之社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得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亟需在对已有的实践经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创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新时代下乡村治理体系的成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落地生根,各地乡村社会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仅是新时代建设美丽新农村的跨越一步,更是乡村社会实现善治目标要求的必由之路。传统村落是乡村建设的基础环节和关键枢纽。基于应用视角,各传统村落地区从不同层面试水创新“三治融合”战略,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在思想上提供了精神激励而且在程序上提供了制度保障,更是在用全新指导理念武装下实现乡村又好又快发展,扎实稳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改革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即便如此,无论是从意识层面出发的关于传统村落三治融合出台的政策文本,抑或是从实践层面出发的其具体实施过程,全国部分地区虽已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不可否认,仍然存在诸多现实问题。而依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建立起传统村落三治融合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并使得这一战略成为新时代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基础保障,是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并亟需解决的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因此,本文立足于善治理论的视角,基于合法性、参与性、清廉性、有效性四个维度,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建设传统村落三治融合过程中的现实难点、约束因素及其优化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明确了传统村落与三治融合的相关概念,将善治理论与合法性理论视为传统村落三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基础和框架,论述了三治融合与乡村善治在目标追求、实现途径、价值需求三个方面的耦合与关联,进一步丰富了传统村落三治融合的研究内容。其次,将乡村三治融合的一般模式作为铺垫,分别从以自治为核心的三治融合模式、以法治为保障的三治融合模式、以德治为基础的三治融合模式展开进行探讨;基于传统村落权威结构的复杂性与其生长的特殊性,整理出自然内生权威、基层政治权威、特定背景权威以及灰色势力权威四种类型,并结合善治理论视角下的合法性、参与性、清廉性、有效性四个维度,预设出一套适合传统村落三治融合发展的“四维一体”理想模式。进而根据选取的桐乡市荣星村落实三治融合的案例,讨论了传统村落三治融合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分析出传统村落三治融合的现实与“四维一体”理想之间的差距,分别为合法性缺失、参与性不高、清廉性不够以及有效性不足;基于了解调查,总结出治理理念成型、行为路径依赖、制度机制供给三大现实难点,并深入探讨导致传统村落三治融合在上述三个层面出现难点的制约因素。最后,基于善治理论的目标要求,明确政府不是传统村落三治融合的唯一主体,针对建设传统村落三治融合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困境,从“四维一体”角度出发,提出传统村落三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四条具体优化路径,即加速治理理念转型以重构合法性、创新三治融合规则体系以调动参与性、完善责任监督机制以保障清廉性、提升基层治理协同力以增强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