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入我国,到九十年代扶贫经济合作社的创建所开启的系统化的小额信贷征程,至今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对小额信贷的理解也经历了由小额贷款到小微金融再到普惠金融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普惠金融理念的提出,为提高经济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实现金融成果全员共享的目标提供了指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首次将“普惠金融”的理念写入党的章程,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现阶段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主体从大型商业银行到小额贷款公司再到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呈现出了主体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小额信贷对民间资本的开放、阿里巴巴小贷公司冲刺资产证券化,都给小额信贷的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现阶段,我国尚缺乏对小额信贷供给主体与业务进行系统化监管的法律框架,相关监管制度不完善,使得小额信贷供给主体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超范围经营、甚至非法经营的情况,正是由于监管的缺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造成了本为破解弱势群体金融排斥而生的普惠意义的市场主体,目标偏离,出现了大量的异化现象,这些都不利于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提高。本文从普惠金融理念出发讨论小额信贷的监管,一方面正是小额信贷蕴涵并催生了普惠金融的理念,该理念与小额信贷的扶贫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普惠金融理念又进一步强化了小额信贷成为普惠金融理念的主要金融实践的作用,在普惠金融理念指引之下,小额信贷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小额贷款业务,逐渐向着为弱势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持续性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发展。市场供给主体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不仅传统的小额信贷机构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大型商业银行等也都开始涉足小额信贷；同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也带来了小额信贷的技术革新,比如采用移动电话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出现了代理银行以及信贷生物识别授权,资本市场投资于小额信贷业,小额信贷贷款证券化.....在这样一个小额信贷技术不断创新、产品不断创新、供给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理念出发,转变传统监管理念,重新思考小额信贷的监管问题,进行监管法律制度的重构显得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思路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开头通过对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分析,提出普惠金融理念与小额信贷之间的关系,为接下来从普惠金融理念出发重新审视有关小额信贷监管法律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再通过对目前有关小额信贷的监管现状进行归纳,分析得出既有监管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小额信贷监管的法律框架提供依据。在对问题的出现及原因进行分析后,通过国外法律监管实践归纳出国际上小额信贷监管的一般性的原则,进而从普惠金融理念出发勾勒出小额信贷监管制度的法律框架。具体而言,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束语,其中正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理论概述,首先对小额信贷及其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独特性,引出应当对其进行有别于传统银行的法律监管,其次,对普惠金融理念的产生进行分析,指出它是由小额信贷催生出来的,是对小额信贷扶贫理念的深化和发展,而小额信贷则是普惠金融理念下的一种金融实践活动,进而引出本文的研究核心-为什么要从普惠金融理念出发探讨对小额信贷的法律监管。第二部分,对我国小额信贷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现有法律与政策中涉及到对小额信贷监管的内容进行检索与梳理,对现有小额信贷市场主体的监管现状进行有针对性的总结,归纳出现有小额信贷法律监管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下文有所侧重的提出完善小额信贷法律监管的建议提供支持。第三部分,是国外小额信贷法律监管实践,归纳出小额信贷法律监管的国际上的一般做法。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小额信贷模式,监管体系的完整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存在差异,因此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典型监管模式,进行区分式的描述。该部分的最后指出这些国际上的法律监管模式,尤其是与普惠金融理念一致的,为破解金融排斥而对小额信贷监管所做的相应的制度设计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有经验有教训,从中得到一些立法上的启示。第四部分,在前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先是在普惠金融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小额信贷法律监管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以及原则；然后按照上述的价值取向与原则的指引,对监管框架的设计提出了一些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对小额信贷监管法律框架的构建中,从转变监管理念的角度,以普惠金融理念为指引,对有关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的分析,相比较以往研究只集中于小额信贷某一市场主体,更全面的分析了监管环境的现状与困境,为后文提出系统性的监管框架提供了可能。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在构建有关小额信贷监管法律框架时,需要对各供给主体及业务开展中所需的监管指标进行分析,这需要经济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而由于笔者能力的有限,在完善部分中提及的对策建议只能是个人的理论思考,是否真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监管难题,是否真能有利于小额信贷的发展则还显露出粗浅的一面,在对监管困境的理解方面角度较为单一,在对有关国外法律监管实践的考察也囿于资料收集的有限,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有赖更多知识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