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学界充斥着几次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在这些讨论的背后涌现出多个文化流派,张岱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者,一直主导的是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纵观他70余年的学术生涯,期间有高潮有低谷,仅就其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存在两个成果比较丰厚的阶段,中间有一段低沉期。一是20世纪初的30_<sub>40年代,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纷坛错综的大规模讨论中,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的探索,初步提出了“文化综合创造主义”理论构想,学术界称这一时期张岱年的文化观为“综合创造论”；二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热”中,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完善和发展,回答了如何在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对文化问题的积极探索最终凝结为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体系,作为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一种选择模式,它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提供了实践上的具体方法,不仅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然而,这一文化建设主张尚停留在理论的建构时期和实践的初级阶段,有很多的不足及缺陷,需要在实际的运用中逐渐提升和完善。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各项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核心,体现出我国全面开放的改革决心和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它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终极梦想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