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外港口项目为代表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仅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节点，确保中国在海外港口投资的安全稳定有着丰富的战略意义。
　　本文主要试图回答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港口投资和建设稳定性。本文借鉴了亨廷顿的政府秩序论视角并进行了创新性使用，着重关注东道国国内政治中的“社会支持度”和“政府稳定性”两个变量，通过指标对两个变量高低进行界定，并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的四种模式社会支持度和政府稳定性双高、双底、一高一低、一低一高四种情况。通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和案例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上述三国四港的投资中，社会支持度、政府稳定性与港口投资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在社会支持度和政府稳定性双高模式下的港口投资项目进展顺利，在社会支持度低、政府稳定性低双底模式下的港口投资项目运行受限，在社会支持度和政府稳定性一高一低和一低一高模式下的港口投资出现项目运行中止。中国在三国四港的投资建设中暴露出“上层路线”失效、“下层路线”不足的问题。对此，中国应在继续与东道国保持好良好政府间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展面向下层民众的公共外交；中国企业应积极承担海外建设项目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应技术性回避可能的东道国国内政治风险。
　　本文在绪论中综述了学界对引起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因素这一问题的看法，总结回顾了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在吸取有用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上述观点解释力的不足。在第一章中，文章借鉴了亨廷顿的政府秩序论视角，从东道国国内政治角度出发，提出了文章的核心假设及验证假设的四种情况。第二章，文章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得出中国印度洋港口投资容易受到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影响的原因。文章在第三、四、五、六章以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缅甸的马德岛港的四个港口投资为案例，分析了不同东道国不同国内政治情况下，中国在印度洋的港口投资出现的不同结果，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最后，本文指出了我国在印度洋港口投资面临的问题，并从中国政府、中资企业和综合视角提出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