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第二款中规定了履行费用过高规则,其作用为排除债权人实际履行请求权。其对于合同本具有拘束力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但是针对这个条文的司法解释几乎没有,学术研究也比较少见,实践中对其的适用标准及适用后的法律效果似乎模糊不清。这凸显了深入研究“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重要性。本文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及权利的性质。近年来,国家的经济蒸蒸日上,经济效益在价值衡量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同时,受西方国家“效率违约”思想制度的冲击,不少学者认为“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正当性基础正在于此。将双方的履行成本与履行收益作比较,当继续履行合同是一种极其不效率、不经济的行为时,允许一方以赔偿损失代替实际履行。而实际上“履行费用过高”的原意并非如此,其背后更多体现的是禁止权利滥用的法律思想,经济效率只是判断权利是否滥用的标准之一。在具体适用“履行费用过高规则”时,应当将债务人的履行费用与债权人的履行收益做比较,并在个案中综合考虑再作出审慎的判断。虽然该规则源于禁止权力滥用,而禁止权利滥用通常会导致形成权的失效,但考虑到对债务人的保护,当债务人可以选择是否提出抗辩并在其进行超义务的给付时,债权人不能拒绝受领。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具体界定标准,履行费用应当包含债务人为履行给付而支出的全部成本而非仅限于一些辅助费用,如果将履行费用做狭义理解,看似是为了避免该规则被滥用,实际上对其本身应有的规制空间也做了限缩,这样并不合理。其次,继续履行合同对债务人可能造成的无形的负担也应计入在内,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在比较对象上,应当选取债权人的履行收益作为比较对象,而非债务人收益或者双方共同收益。债务人收益在德国法上通常与交易基础障碍(情势变更)规则相联系,两个规则考虑的重点并不相同。另外,双方共同收益则是过度强调了经济效益的因素,与我国尊重实际履行的基本情况不符。在判断具体两者比例是否过高时,应当以债权人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一个基点,综合考量合同中的约定、债务人是否有过错等因素,审慎地进行判断。在机会主义的合同中,通常不考虑“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介入,在债务人对履行障碍负有过错时,对其应当有更多的期待。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履行费用过高”规则适用上的问题。在满足了“履行费用过高”规则情况下,排除了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后,债务人不能据此请求解除合同。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债权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请求损害赔偿,亦可以不解除合同履行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请求对方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在债权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应当允许债务人主动赔偿损失。当这一规则适用上与情势变更发生竞合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当事人可以选择提出履行费用过高进行抗辩,或者援引情势变更请求解除或变更合同,这都取决债务人的诉讼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