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这一西方的“舶来品”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被运用于言说中国文学,肇始自19世纪末,随后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自著与研究,引发了颇多关注。文学史学即关于文学史的著述与研究之反思和研究日益进入学界视野。然而,诸多的反思和研究并未涉及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形式在中西方语境下究竟如何兴起,特别是对于在文学史这种研究形式最早出现的西方语境,往往以概括式的话语一笔带过,缺少理论溯源和学理分析。本文于文学史的兴起之西方语境中选取科学的权威化这一线索,具体考察并分析文学史这一研究形式如何产生,涉及科学的权威化如何蕴育新的思想原则和信念,引发学界的思维方式变革,进而借由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催生了文学史这一研究形式,使得文学史在19世纪正式兴起。同时,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对中国文学史在晚清的兴起作一简略的分析,同样意在思考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于文学史的兴起所产生影响。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首先涉及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说,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　　第一章“科学的权威化:从科学到科学主义”。从科学兴起的标志——近代科学革命谈起,探讨近代科学革命对知识界的思维方式与思想面貌产生的深远影响;具体分析科学的体制化与权威化进程,以从科学到科学主义这一线索,着重揭示科学的权威化语境的生成。　　第二章“科学的权威化与史学研究”。概括科学的权威化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考察进步观在知识领域中的演进:从知识进步推及社会进步再到进化观的出现;分析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如何导致历史学的兴起以及历史学的科学转向;勾勒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下历史主义兴起的若干关节点,并解析历史主义对于科学权威的挑战;以启蒙运动为例,探讨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如何将自己自然而然地承接于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时代之后的,又如何处理协调它自身的关乎人的理想目标与所尊崇的自然科学范式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西方语境中“文学史”研究的勃兴:从构想到学科实践”。文学史研究得以作为规范化的学术实践,本身义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近代以来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文学史学术研究领域的聚合构成了颇强的影响力。从16世纪培根关于文学史的构想剑17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初步探索,为后来文学史的兴起开辟了思想空间;18世纪文学史观念层面的整合与文学史写作的初步尝试,对于19世纪文学史的勃兴而言非常关键:18世纪后期不仅出现了第一位文学史家——赫尔德,而且还出现了在形式上可以称得上是文学史的著作——沃顿《英诗史》;深入分析文学史在19世纪科学权威化语境中的勃兴,包括文学史家的理论主张与文学史实践。　　第四章“中国文学史的兴起”。描述并探讨中国文学史话语实践发生的历史语境——科学场域的生成,将之置于“科学”一词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语义变迁中进行考察;在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权威化的进程中中国学术所经历的艰难转型:旧有学术以“科学”之名规范自身,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中国文学史的兴起与作为科学的权威化、体制化过程中的近代教育改革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文学史兴起于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中:中国文学史成为一种研究形式,有赖于“文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探析属于“中国文学门”的文学研究何以会发展出“中国文学史”这种形式,研究、讲授、研习中国文学的人们何以会对“中国文学史”这种形式青睐有加。本文认为,文学立科以及中国文学史随之兴起并获得重要地位,赢得广泛关注,在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下是有着内在必然性的。在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何为学术,何者能够称之为“学”是由在知识领域中占据权威地位的科学自身形式特质等方面来规约的,因而,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的文学研究要被认可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形式,就必须接受科学对于自己的诸种规约。　　余论部分,涉及进一步研究方向的提纲:科学话语对中国文学史理论话语建构的规训;“文学史”的西学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