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会议是英美法系的概念,它在西方国家往往以审前程序、中间程序等为表现形式。庭前会议发生在法院决定开庭审理之后,正式庭审以前;其是在控、辩、审三方参与下进行的;其主要是为庭审作准备。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是在正式庭审前的庭前会议中由控、辩、审三方参加的,用以排除以侵犯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方式而获取的非法证据的规则。随着2010年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领域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在正式的法律条文上初步确立。随后出台的法律文件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对象,适用阶段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也应该看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足,如非法证据排除率低,排除效果不明确。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法律文件上确定了庭前会议制度,并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可以召开庭前会议。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是发生在庭前会议中的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法律虽然规定了在侦查、审查起诉均可以排除非法证据,但是在这两个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效果有限。大量的非法证据涌入正式庭审中,庭审法官将面对繁杂的证据,影响案件正式庭审的效率和法官对案件的内心判断。在庭前会议中排除非法证据能够较好的提高诉讼效率,规范取证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非法证据对庭审法官审判案件的影响,符合诉讼原理的基本规律。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庭前会议制度刚确立不久,具体的法律条文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在庭前会议中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其主要不足表现在: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的基础地位不凸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对象规定不合理,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不确定,由庭审法官来主持庭前会议不利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功能的发挥,启动程序规定不具体缺乏具体操作程序,没有全面确立与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配套的有限制的证据开示制度。国外法制健全的国家有着持续时间长、相对成熟的类似于我国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通过对其的比较借鉴中,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现状和特点,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确立以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为基础,庭审排除为补充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合理设定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对象;明确庭前会议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及处理方式;确立由立案庭法官担任庭前会议的主持者;完善启动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设立与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配套的有限制的证据开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