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二十三日,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在约一百年之内分别六次南巡。康、乾南巡不仅是康乾时期的盛事,也是康乾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以江南人文景观为中心,以康、乾二帝南巡期间的文化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高度重视正史典籍、地方志等文献资料,运用定量史学对二帝所作诗文、所题匾联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深入的挖掘,力求探索:康、乾二帝是如何以江南人文景观为载体,通过南巡这种方式进一步确立满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完成从地理格局大一统向政治文化格局大一统的转变,并实现满族与汉族、江南与北方以及宫廷与民间这三者之间的文化融合。康、乾南巡的成行同康乾时期的客观背景、二帝的主观意愿以及南巡前官民的邀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康、乾南巡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省方问俗、巡视河海和笼络士人等诸多方面,根本目的是想寻求江南士民的认同,稳定江南、巩固统治。因此,康、乾二帝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来加强江南统治、宣示权威、控制意识形态和宣扬满清价值观。康、乾南巡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奢华扰民现象不容忽视,但政治象征意义明显,南北文化交流得到加强。江南景观集中、系统地见证了康、乾二帝的南巡活动,二帝游览与仿建的对象大都以江南人文景观为主。通过分析康、乾二帝南巡诗的篇目和所题匾联的对象可以发现,他们在南巡期间所关注的景观丰富多样,佛寺、园林和名山则是二帝选择的主要游览类型。江南佛寺凭借优雅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宗教氛围,成为二帝的首选;江南园林以秀丽精致的景色、浓郁的文化氛围,令二帝流连忘返;江南名山因其优美的地理环境、清幽的景观特征以及深邃的文化内涵,使二帝为之陶醉。康、乾二帝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写仿江南景观,不仅满足了二帝将天下名园胜景归为己有的愿望,也象征着二帝实现了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康、乾南巡对江南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江南景观的建设、提高了江南景观的知名度、增加了江南景观的文化内涵,还使江南景观融入了不少北方元素。康、乾二帝在游览江南人文景观之时,伴随有“追和前人”、“题额赐名”、“赏书鉴画”以及“尝泉品茗”等文学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文化遗产。康、乾二帝身兼帝王与文人双重身份,既想融入文人生活、体验艺术情趣,又想从文化上征服江南士人的人心。具体而言,“追和前人”是乾隆帝对诗教传统的延续,“题额赐名”是二帝“文以载道”的体现,“赏书鉴画”是二帝追溯传统文化的标志,“尝泉品茗”则是二帝融入文人生活的象征。综合而论,康、乾二帝通过与江南人文景观相关的文化活动,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天下文人的精神领袖,进而获得了江南文人的认同、笼络了江南士大夫阶层。在康、乾二帝所关注的江南人文景观之中,祠庙、陵墓和书院等对二帝的文治教化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康、乾二帝身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又都是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的君主,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以巩固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始终是其南巡期间关注的焦点问题。致祭祠庙有助于强化权威、树立典范,致祭陵墓可以宣扬正统、激励臣工,巡视书院、颁赐三阁经典则起到统一思想、确立标准的作用。康、乾二帝通过赋予江南人文景观“教化”的内涵,进一步征服了江南人心、确立了满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并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新清史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取得较为成功的统治,满洲特性尤其是“国语骑射”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新清史过于强调满族特性,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片面性。康、乾南巡是满汉文化融合的有效催化剂,南巡过程即是满族与汉族、宫廷与民间、北方与江南之间文化融合的过程。如果说康熙南巡之初尚有满汉文化冲突,到乾隆南巡结束之时,满清王朝已正式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脉络之中,康、乾二帝证明了清王朝入继中华正统的合法性。所以,在笔者看来,传统的“汉化”观点仍是有道理的。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康、乾二帝在南巡过程中对致力于满汉一统具体举措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