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赏赐既是赏功酬庸、上报下之功的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与王权政治相始终。赏赐成为统治者统驭臣民,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然而,赏赐并非统治者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受制于其所处之政治、经济以及潜在于社会的风俗习惯等社会环境,并对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西魏、北周的赏赐承北魏而来,又对隋唐两代的赏赐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处于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后期,西魏、北周赏赐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相较于山东魏、齐和南朝梁、陈,在三方争衡的鼎立局面中,自有其特色。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学界尚未给予太多关注,全面研究西魏、北周赏赐的成果更未曾有之。因此,选取西魏、北周的赏赐问题为对象,对其进行全面地分析和研究,非常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深入探讨西魏、北周的赏赐史,对全面了解西魏、北周历史的整体面貌,尤其深刻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赏赐衍化变迁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历时性的研究方式,通过搜集、整理、分析传世史料,梳理西魏、北周赏赐的过程,运用分类统计的方法概括、归纳其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同时,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将个案分析与综合概括相结合,对其问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分析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外,采用比较分析的视角,将西魏、北周赏赐史置于东魏北齐、南朝梁陈三足鼎立的时代背景下,力求全面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西魏、北周赏赐在历史发展中的动态变化,及其与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诸因素间的交互关系。整体看来,西魏、北周的赏赐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大统十二年（546）的玉壁之战,继而高欢、高澄父子的相继去世以及侯景的叛逃北齐这一系列事件将西魏、北周的赏赐史划分为前期和中期,而其中期和后期的分野基本上则以魏周之际为断限。西魏前期,朝廷赏赐延续了草创时期的基调,以北镇武人军团首领主导下之军阀色彩浓厚的军功赏赐为主。朝廷通过二元平衡的赏赐体制,以军功武勋为主要依据,以官爵赏赐为主要内容,逐渐构建起一个以北镇武人为主、依托关陇豪强、并联合入关元魏势力的军功受益阶层——关陇军事贵族。由于内外环境的变迁,西魏后期至北周初期,朝廷赏赐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前期二元平衡的赏赐体制逐渐破坏,通过大规模赐复胡姓的措施,宇文泰的霸府逐步取得对帝室的压倒性优势。此外,随着入关北人与关陇汉人的接触融合以及社会生产的发展,朝廷逐渐脱离原始的军事政权之变态而复归中原常态型国家。一言以蔽之,西魏后期至北周初年的赏赐是西魏北周赏赐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承前启后,为下一阶段朝廷赏赐的突变准备条件。北周后期,是西魏、北周赏赐发展史上的蜕变阶段。周武帝结束了自西魏肇建以来就形成的赏赐二元体制,使朝廷赏赐归于一元。朝廷不断地进行“班赏（赐）各有差”的普赏,则是关中政权由原始军事政权的变态向中原常态国家蜕变的重大标志。朝廷的赏赐别食制度乃是正在形成中的虚实封制度的重要环节,对隋唐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繁荣,朝廷赏赐日益多样化、物质化,与日渐奢靡的社会习俗相互激荡,愈演愈烈。由于“摈斥近臣”而“略无赐予”之周宣帝的突然病逝,隋革周命,西魏、北周的赏赐历史遂告终结。西魏、北周的赏赐,历经初期形成、中期发展、后期蜕变的历程,表现出迥异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之特色。其数十年衍化变迁史,表明朝廷赏赐首先是国家政治行为,是统治者借助政治权力赏功酬庸,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行为。朝廷通过赏赐重新编制社会集团身份,构建统治阶层,调整社会秩序。同时,赏赐又不仅仅是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朝廷赏赐并不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行为,推动赏赐制度化运行的与其说是赏赐实行者的权力,不如说是社会习俗,是这种内在于其时的社会习俗通过制度之实行而外在化的本质体现。易言之,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行为,朝廷赏赐一方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对其赖以存在的社会之政治、经济、乃至风俗习惯产生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