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社区的治理成效事关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其必然也要求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实现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成效,基于治理的本土化需求与优势,也就需要对农村社区治理进行本土化逻辑的研究。该研究以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黄道侗族乡丹阳社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在治理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本土化逻辑。该研究在综合文献和深度访谈所得资料后发现,在社会的不断变迁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层面依然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如在经济层面主要有社区居委会经济收入入不敷出、社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单一且发展水平较低、社区土地收益较低且周期较长;在政治层面主要有过度行政化与社区自治的矛盾、社区干部负担较重、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意识较弱;文化层面主要有文化体制不健全、部分传统文化在消逝、社区文化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在社会层面主要有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人才迫切需求难以满足、乡村共同体与流动性社会导致治理主体与对象不稳定、部分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社会利益纠纷等。在不断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出一定的本土化治理逻辑,其主要构成有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行为逻辑三个方面。价值逻辑指的是农村社区治理以主流共同富裕相容的美好生活为价值目标、人民利益至上的民族价值尺度和契合本土意愿的高质量发展价值主张,其中价值目标占据主导地位,并引领价值尺度和价值主张,价值尺度是测量农村社区治理成效的标准,价值主张则为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提供现实保障;制度逻辑指的是周围环境对制度参与者的影响,其中包含了政治逻辑、文化逻辑、市场逻辑以及社会逻辑;行为逻辑是农村社区组织为了完成乡镇基层政府下达的任务、指标等而采取的具有规律性和目的性的行动过程。其中村支书与村主任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体现了精英共谋的过程,“院坝”会议是重要的宣传手段,党员和村民小组的精准施策以及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四大法宝”工作模式使得任务得以有效实施和高质量完成。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的成效以及实现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该研究提出了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理念、优化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机制以及构建“自治为本、法治为先、德治为基”的有机治理模式以整合和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的本土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