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推理是刑法研究和刑法适用中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刑法推理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刑法适用中的推理进行了概述。主要介绍了刑法推理的定义、主要特征和重要功能,指出刑法推理对于实现刑事正义的不可或缺性。刑法推理就是指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运用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对既定的刑法规范进行遴选、分析,从而对案件事实结构与罪行规范结构之间的符合性进行判断从而导出判决、证成判决的过程。它有三个主要特征,即推理前提的明确性,推理过程的严格性以及得出结论方式的稳定性。另外它还有三个重要的功能,即证成功能、控制功能和保障功能。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刑法推理的一些基本方法,指出演绎推理在刑法推理中的主导性地位。这种地位在各个法系虽然表现不同但实质上并没有大的差异。在这一部分笔者指出刑法推理方法是刑事案件的法官在法律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形成并运用的一类思维方法。这类方法既具有一般法律推理方法所共有的思维规律和规则,也有其自身独特性的一面。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推理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其中演绎推理属于分析推理。演绎推理方法是传统逻辑方法的主要部分,也是法律推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它在结构上呈现为三个部分: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是对同类事物共性的普遍性判断,小前提是对某一个别事物属于大前提主词外延的说明,结论表明该个别事物也具有大前提中普遍性判断所揭示的属性。演绎推理对于刑法适用是必要的,它本身既具有合法性的品格同时也受合法性的检验。这在各个法系无一例外。就民法法系和英美法系而言,二者在法源结构、诉讼架构以及法律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法律推理方法的自觉选择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一些近似于公理性质的方法必然会为两大法系所共同接纳。而刑法推理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就属于这种公理性的法律方法,它必然会被各国刑法实践不同程度地加以采用。我国的刑法适用深受苏联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的影响,而苏联的刑法理论源自德国等民法法系国家。因此,我国的刑法典在体系建构,罪状设置以及概念选用上都趋向于民法法系国家,这决定了在选用刑法推理方法时必定倒向演绎推理的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理论上论证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上我国法官怎么去裁判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官无论是在推导出判决结果的过程中,还是书写刑事判决书的时候都是按照这种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完成的。第三部分重点介绍怎样运用演绎推理进行刑事裁判,以及在运用演绎推理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并简要分析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运用演绎推理进行刑事裁判的过程也就是建构演绎推理结构的过程,其中包括三个步骤,一是识别法律规范,二是确证案件事实,三是根据法律规范和相关案件事实得出结论。从法律规范这一大前提出发,经过裁判事实这个小前提,最终得出裁判结论的过程其实就是法律规范与裁判事实耦合的过程。这一耦合过程体现了从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向个别案件事实的演绎式推理过程,同时这也是将特殊的裁判事实归属于普遍性规范之下的归类活动。如果能将刑法规范以及裁判事实通过概念精确地翻译成命题的形式,然后通过演绎推理的逻辑结构得出结论,则这种思维方式是无懈可击的。但现实中这只是形式逻辑的神话,法律逻辑显然无法铸就这种完全理性的建构。一方面,法律无法完全理性化形式化,人类始终都面临着对意义、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形态各异,有些超出了立法者预定的模式。因此,在处理某些特殊案件时如果仅仅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势必将捉襟见肘,从而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推理方法甚至是法律以外的其他方法。总之,法律是关乎人的事务,在调整人类事务的过程中,逻辑的力量即便不是有限也应该有其无法达致的地方。然而,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法治状况而言,当务之急并非去检讨演绎式刑法推理模式的局限之处,而是竭力发挥演绎推理的优势以确保刑事审判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刑事正义的实现。